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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劏房學童視力健康的關注——由個人健康問題到公共衛生議題的初探(文:黃小慧) (09:00)

疫情爆發約一年,為配合抗疫,學校多次轉用網上授課,減少學童外出及感染的風險。然而,針無兩頭利,在抗疫的同時亦伴隨學童長時間在家使用電子產品,加上學童不良的個人習慣及姿勢,可令近視比率飈升或衍生其他眼疾。根據2019年12月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團隊的「香港兒童眼科計劃」發布的調查,香港6歲兒童的近視比率(11.4%)為「全球之冠」,如果情况繼續惡化,待這一代學童長大後,將出現很多眼疾問題,並成為香港公共醫療沉重的負擔。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眼睛健康是這一代學童需要共同關注的議題,而居於劏房學童的情况,更突顯因居住環境不公平,令他們眼睛健康承受更大的風險。為了省卻租金開支,基層家庭租住一些沒有窗,或窗戶面對天井而不會打開的劏房作居所,令學童未能利用窗外的自然光線做功課,保護眼睛。加上劏房環境狹窄,家具雜物都要「高空發展」:使用碌架牀、物件向上堆放、室內掛晾衣物等,導致室內光線不足。學童往往未能使用配合身高的桌椅,確保書寫或使用電子產品的距離。筆者在家訪中發現,有不少學童需要坐在牀上,於牀上放上「枱仔」甚或取出抽屜放上木板後作書桌使用,嚴重影響視力。而且,家長及學童欠缺護眼知識,沒有糾正學童在昏暗的下格牀挨着牆壁使用電子裝置之問題,進一步加快及加深近視的情况。家長擔心學童感染,甚少外出,居住在窄小的空間,學童的眼球肌肉甚少機會得到放鬆,這也是劏房戶學童在疫情下視力極易受損的其中一個原因。

筆者攜同測光儀器量度劏房的室內光度,絕大部分家長在測試前均認為全屋燈光亮着後便已足夠。根據歐盟標準,如果要保護學童眼睛,近距離工作(包括做功課、書寫及使用電子產品)需要500個lux(勒克斯,量度光度單位)或以上,可是在40個探訪的劏房家庭中只有一戶勉強符合上述標準。而其餘的家庭在所有燈亮着後也只得200個lux或以下,遠遜於歐盟標準。由於我們的眼睛會適應室內光線的轉變,故一般家長並未察覺劏房光線不足——這個會影響眼睛健康的重要因素。

「社區發展」及「社醫共生」手法 介入公共衛生議題

學童近視是一個個人健康的問題,透過驗眼、配眼鏡可以暫時處理。然而在新常態下,學童眼睛健康問題有着共通性,包括家長及學童對保護視力的認知不足;學童減少外出,直接減少接觸陽光的機會;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等。

就上述學童眼睛健康問題,可集合資源協助基層學童檢測視力及配眼鏡,回應個人健康需要。而學童眼睛健康的公共衛生議題,則可以透過「社區發展」及「社醫共生」的工作手法介入。社工如何由學術伙伴的協助將「貼地」的護眼知識向劏房家長及學童傳遞,提升他們的健康素養(health literacy),便成為能否減低劏房學童近視風險的關鍵所在。澳洲悉尼大學公共衛生教授Don Nutbeam提出健康素養可仔細分為3個層次:功能性健康素養、互動性/溝通性健康素養及批判性健康素養。

以保護劏房戶學童眼睛健康為例,「功能性健康素養」是指家長及學童有基本理解護眼知識及應用於日常生活上。筆者透過舉行家長護眼工作坊,讓他們掌握一個前臂的長度為合適書寫及閱讀的距離。「學童曬一曬,眼睛健康又愉快」的口訣,令他們容易記得每星期有10至14小時日照是有效延遲近視發生的方法。在建立功能性健康素養後,家長能擁有較高的認知和社交能力,進入「互動性/溝通性健康素養」。筆者透過與學術伙伴的共學,學習護眼知識及方法並與家長分享,而重點是家長能有信心向自己的子女及朋友分享護眼資訊。例如一個居於唐八樓的劏房媽媽,在疫情下她選擇每天帶就讀小學的女兒到天台活動曬太陽,旨在減少女兒患上近視的機會。另一個媽媽則用一本書量度電腦屏幕與兒子的距離,令兒子上網課時保持合適的距離。這就是劏房家長在其生活處境下,切實可行保護學童眼睛健康的建議。另外一些家長成為護眼大使,透過護眼短片及社區教育,讓社區關注學童眼睛健康的重要性,將個人健康問題帶入社區成為公共衛生的議題,讓地區人士共同探索保護學童眼睛的方案。

習以為常的現象 實為「不能接受」的警號

筆者期望透過「社區工作」手法,令社區人士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不正常的公共衛生現象」,即香港學童早於小學一年級甚至幼稚園已出現近視的現况,實為「不能接受」的公共衛生警號。如社區需要出現上述的反思能力,社群需要擁有「批判性健康素養」的能力,即他們能進一步應用認知和社交能力,獨立分析健康資訊並應用這些資訊,有更高能力掌握和控制自身對健康不利的處境和結構性因素。

例如,學童一方面需要確保室內有充足光源,另一方面每日也有接觸陽光的機會。學童也建立正確的護眼習慣。當個人健康問題變成公共衛生議題,社區便可以參與其中謀求解決的方案,例如地區小店、教會、學校能借出場地,讓居於劏房的學童可在合適的環境下完成功課或溫習,減低學童因為環境因素而患上近視的可能;也可跟區內學校反映在網上授課的設計需要有別於面授的安排,讓學童在網課超過20分鐘便有20秒望20呎以外的遠物,有關做法讓眼睛肌肉得以休息,減少近視的風險。

最後,Don Nutbeam提出:健康素養可看作是一個風險(risk)因素,應予以控制,也可以是一個資源(asset),予以發展。但終點都不止於糾正個人的健康行為,而是要直接回應健康的決定性因素(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由上述以社區為本——劏房學童護眼計劃的例子,可見怎樣把護眼的專業知識透過「社區發展」及「社醫共生」的工作手法介入,促進社區參與及回應公共衛生議題。在過程中,令到劏房家長和學童慢慢建立自己的護眼健康素養,改變不利視力健康的個人及社會決定性因素,達至保護學童視力的目標。長遠而言,成為一個社會關注的健康議題,過程中配合不同專業,籌劃既合乎專業標準又貼地的社區介入方案,體現如英國公共衛生學權威Donald Acheson爵士對公共衛生的定義:公共衛生的「公共性」,必須有一個組織社會力量的元素。這也是「社醫共生」的精神和基礎。

(作者按:本文學術伙伴:陳浩龍博士,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副教授;蔡啟業博士,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視光師及副研究員;陳永新先生,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社會學博士、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會員;協作伙伴:醫護行者)

作者是香港明愛社區發展服務高級督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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