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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土必爭」已走出歷史舞台(文:王慧麟) (09:00)

今次北京兩會的焦點,是有關香港政制的討論。如無意外,全國人大將會就香港政制進行大手術,包括增加立法會議席、增加選委會成員人數,以至有審查參選人的機制等,達到所謂「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選舉制度」。

北京出手思路 與處理省市問題一脈相承

這次政制大手術,其實是去年《國安法》推出之後,北京重塑香港的「組合拳」的一部分。國安法針對的主要是「反送中」運動所帶來的社會震盪。在社會局勢大抵平靜之後,北京的思路轉為處理政制的「漏洞」,封殺任何人有機會藉制度「奪權」的空間。當政制底定之後,下一波可能需要處理的,就是韓正所說,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房屋及貧富懸殊等問題。有些人士或者認為,這些社會經濟的深層次矛盾,是屬於「兩制」的事情,應由下屆特首全力主理。

但從今次處理政制改革的思路來看,北京在關鍵時刻,就會毫不猶豫地出手。這種敢於出手的方式,與北京處理地方省市政策問題的思路一脈相承:即是說,一旦地方省市出現重大的社會矛盾,而北京領導層發覺地方省市政府無力處理的時候,北京就會果斷出手,不單會有部委發出指示及決定,更會換領導換班子換政策,繼而利用中央立法來處理矛盾。按此思路,假如日後特首無法有效處理深層次矛盾時,北京領導層會不會像以往用「好言相勸、暗裏發功」的方式協助特首施政,抑或像今次處理香港政制事務上,利用憲制權力大刀闊斧地處理之?答案已寫在紙上。

這裏有一個問題:這豈不是北京干預「兩制」嗎?Yes,從過往的認知上,這是干預「高度自治」。But no,在現今大國崛起的語境中,這是必然需要由北京領導層出手,維持憲制的必要手段。

這裏談一點學術。

過去10多年,香港人比較熟悉的、由北京法學界主導的憲法討論之中,談得最多的是德國憲法學者施密特所談及的「主權」論,即是國家主權利用法律重整秩序去除政治混沌的方法(這裏可參看本地學者李宇森的新書《主權在民論:理念和挑戰》有關施密特的評論)。但是,有學者們卻另闢蹊徑,轉而從中國歷史上的憲制發展角度,探討當今中國憲制的構成、發展及未來。

中央改革邊陲管治 是歷代政治需要

為什麼要從中國歷史去切入當今中國面對的憲制問題呢?有些人認為,中國憲制的發展,並不是一個斷裂的憲制發展,而是一個動態的發展,是一個有延續性的制度建設。換言之,現在中國的憲制分析,不應從1949年中共建政談起,又或者從改革開放之後的1982年憲法談起,而應是幾千年來,中國各朝代及政權,如何利用憲制的權力、適應社會情况及改革制度,處理政治及社會矛盾,達到「平天下」之目的。例如,現在中國面對的中央與邊陲的管治矛盾,毋須用外來的施密特理論,來把中央逐步收回邊陲地區的權力合理化,只要將此情况,回溯歷史上中國如何利用憲制權力處理中央與邊陲管治的矛盾(例如明、清政府以「改土歸流」政策處理邊疆地區的管治問題),那麼就容易理解了。

這裏有兩個重要意義。其一,中國憲制建設,不是一個斷裂的,而是延續性的制度改革。即是說,外界討論當今中國憲制發展,一般都從1949年中共建政談起,彷彿新中國與過往的中國出現了憲制的斷裂。但從歷史的角度出發,現在中國的憲制與中國歷史上各朝代的憲制發展,是一脈相承的及因時制宜的,而其主軸的制度理論及原則,例如各朝代政權需要「平天下」,中央需要不斷針對邊陲管治作出制度改革及治理,以靖國土,是歷代不能迴避的政治需要。

基本法接續的 是中國歷代憲制原則

其二,既然中國憲制是有延續的,筆者的理解是,即使中國在晚清以降,因應發展需要作出法律上的改革,以至吸收西方法律的理論及制度以推動法律的現代化,中國的憲制的「底層」是沒有轉變的,按清末的一些學者的說法是:「中法為體、西法為用」。那麼,在此思路下,《基本法》作為現代中國憲制的創建法律及制度,以處理中央與邊陲權力分配的一套重要法律,所接續的是中國歷代以來的憲制原則,而不是1997年前的英治年代的普通法以至是《中英聯合聲明》。當基本法是中國政府按其憲制而發展的一個法律手段,以處理中央與邊陲矛盾的方法之時,若基本法的實施出現難題的話,北京當然會用中國憲制文化及制度來處理,而不是用普通法以至西方法學理論來處理。換言之,在本質上,基本法需要與英國普通法,以至西方的以權利為主的憲法(right-based constitution)理論作出「斷裂」,要承接中國憲制文化及制度發展而來的法律理論及相關體系。

民主派若仍參選 要否接受新政制下法律理論?

說到這裏,讀者大抵會鬧:「搞好多理論把鬼?一句到尾,中共不可信,講口水嘢把鬼?」筆者想說,理論是行動之基礎。以上一套憲制理論,與香港從政者、法學人員以至不少人士的法律認知,截然不同。因此,假如民主派選擇繼續在新政制內參選各級議會的時候,就意味着要接受這一套憲制制度,以及其背後承載的中國憲制的法律理論。即是說,假如民主派的參選者,仍然認為可以按以往思路參選,仍然祭出一套英國普通法的以權利為基礎的法律原則及說法,來作為抗爭的理論基礎的話,就要面對嚴厲的制度制約,輕則被DQ參選人,重則被拉人封艇。

上世紀80年代初,民主派內對應否參加區議會等選舉,有一場討論。一派認為,殖民地是不義政權,參選即是將殖民地政權合理化,理應抵制;另一派認為,殖民地政府既然開放政權,就不要被意識形態左右,有議席就攞,寸土必爭。隨着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香港民主化有了進展,後者的說法後來成了主流,而且,在以權利為基礎的憲法秩序下,這種「又傾又砌」又不用承擔政治後果的方式是被殖民地政府以及九七後的特區政府所容許的。但是,在國安法實施及今次政改之後,這套以權利為基礎的憲法秩序,已不再被容忍,而且基本法是被承接到中國憲制歷代發展的大框架下,民主派的「又傾又砌」、「寸土必爭」的參政方式,相信不可行了。未來,假如民主派還要參選,就不能迴避,要不要接受新政制下的法律理論的問題。那麼,在此新理論框架下,民主派還要不要參選呢?參選的意義是什麼呢?筆者沒有答案,有機會再談。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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