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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亂劃線 鼓勵假愛國(文:劉銳紹) (09:00)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最近在「愛國者」定義上穿靴戴帽,收緊標準,引起我很多感慨。我由1973年加入左派報章以來,每逢遇上這樣的討論,都會很認真;1976年「四人幫」倒台以至「六四」之後,我也沒有離開左報,直至被炒,一向重視愛國者的討論。可是,到了今天,我已毫無興趣了;皆因對真愛國者來說,愛國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命題,官方不會重視真的愛國者。對於假愛國者,「愛國」更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他們只要順應官方「為今我所用」的解讀,毋須真正理解和實踐,都可以蒙混過關。

對於廣義的愛國,我從來不否定,但今天官方對「愛國」的定義愈來愈狹窄。從夏寶龍的解讀中可見,有四大弊病:

(1)從內容、內涵到實踐,都否定甚至違背鄧小平當年原意

鄧小平當年對「愛國者」的寬鬆解釋,很多論者已經引述,在此不贅,只補充兩點外界較少注意的。

其一,1982年,鄧小平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說:「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國人管理香港。我們新憲法有規定,允許建立特別行政區,由香港人自己組成政府,不管是華人、英國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參加,可以作政府僱員嘛,甚至成為香港政府的成員都可以考慮。」(《黨的文獻》2004年第5期)

其二,1980年代起草《基本法》的時候,我長駐北京採訪,仍屬體制之內,有機會聽有關部門的傳達。談及九七後的治港班子時,鄧小平確實說了「以愛國者為主體」的話,但這只是一部分,還有其他內容;較完整的精神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各條戰線大聯盟」。但由於「戰線」這個字眼太政治化和富有鬥爭性,所以沒有用作對外發表的語言,改為發表鄧小平的其他言論,例如「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按照這種精神,即使沒有被視為「愛國者」但有才能的人,也可以參與管治香港。這才出現回歸後一些外裔人士擔任高官,房屋署前署長苗學禮就是典型。可是,官方今天把「愛國者」標準列為必要條件,抹煞了「各條戰線大聯盟」的精神。

(2)把「愛國者」標準變成政治鬥爭工具

按官方今天的標準,既有明確的禁區,例如不能「危害國家(實指政權)安全」或「挑戰中央權力」;也有模糊不清的「紅線」,例如「歇斯底里攻擊中央政府」和「攬炒」(詳見《明報》昨日A1版列表)。這些都是移形換影、混淆概念、把很多事物扭作一團的手法。

此外,北京還要求港官對破壞「一國兩制」的行徑進行「堅決鬥爭」,「必須拋開一切猶豫和搖擺」。這種姿態實際是一種政治鬥爭的動員令。所以,港府在具體行動上已把「愛國者」標準套用在參選人或泛民人士之上,限制和取消他們的資格。

更有甚者,北京訂出「愛國者」的標準後,還會藉此改動日後的選舉制度,實際就是為保護官方的政治利益開路,並利用「愛國者」標準作為打壓異見人士的綑仙索。

(3)無限擴大打擊面

「愛國者」標準愈收愈緊,適用範圍卻愈擴愈大,又一次無限擴大了打擊面。

自從北京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權後,傳播、立法、教育等領域已進一步成為官方直接控制或間接操控的領域。如今按夏寶龍的解讀,司法機構和重要法定機構的負責人,也要由官方視為真正的「愛國者」擔任。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機關和法律制度,被視為「兩制的最後防線」,如果最終也被破壞,那就是「兩制」的徹底死亡,也是國際對香港信心的終極死亡或「腦幹死亡」。

此外,新劃線的「愛國者」標準還引向不能否定「國家的根本制度」,包括不能反對中國共產黨。過去,鄧小平只要求香港人愛國,不一定要愛共產黨;港人可以批評共產黨,他有信心「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但一直以來,官方對「批評、否定和反對」中共的界線都含糊不清,總的方向卻是愈收愈緊,以致批評和建議的空間愈來愈窄。長此下去,普羅大眾不愛黨也可能會變成「不愛國」,成為一大陷阱。

(4)新的「愛國者」標準進一步鼓勵假愛國

前全國人大港區代表廖瑤珠在生時說:「愛國可以不分先後,但必須分真假。」可是,官方的政策和實踐卻直接鼓勵了假愛國。在回歸前,不少港英遺老遺少向英國出賣中國利益(像北京今天說的「到外國唱衰香港」),但回歸後馬上北望神州,以身相許。北京為了政治收編,明知有些是「假歸心」、「假愛國」,同樣納為入幕之賓。

時至今日,一些建制派人士在確保得到北京的政治利益之後,才肯放棄英國籍。為數不少的建制派人士,一面吃中國的茶禮,一面享受來自外國的利益。這些情况在政界中屢見不鮮,也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了。可是,官方深知這種狀態但卻隻眼開隻眼閉,讓這種功利主義成為常態,間接鼓勵了假愛國與官方互騙。難怪仍有點良知的傳統左派也大失所望。其中一人對我說:「原來『愛國』是最好利用的,真正的愛國者也是最廉價的。相反,假的愛國者卻是最懂得叫價和講價的。」可悲的是,無論真的或假的愛國,都是由官方按照政治利益來衡量的。那麼,還怎樣引導市民真愛國?

概而言之,自從2019年「四中全會」公開宣示要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之後,排山倒海而來的各種政策和措施,都說明治港政策愈來愈「左」。如果可以量化的話,這次「左」已遠遠超過歷次「左」的總和,而這次「愛國者」標準只是「左處未算左」的一個環節而已。還有,今次的「左」是基礎性、制度性的根本破壞,修補困難。只可惜,眼前卻無人能阻止盲衝直撞的火牛陣,只能說是民族的悲哀!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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