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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衝擊只令窮人當災(文:阮穎嫻) (09:00)

新一年《財政預算案》快將公布。過去一年,香港受疫情打擊,經濟大幅下滑,衰退為幾十年來最差。可幸的是,香港的財政儲備仍然充裕,比起全球很多要舉債度日的國家仍然擁有優勢。以往財政司面對的困難總是錢太多,要把錢左塞右塞,左派右派,使財政盈餘看起來不至那麼多。今次終於遇上巨大經濟危機,是財政司長的「考牌作」,各大團體及政黨紛紛提出不同建議,且看財政司長如何體現他的價值。

窮人勒緊褲頭,富人贏到開巷

今次疫情與沙士有不同之處。沙士年代,無論是有錢人、中產或草根階層都備受衝擊。在街上會見到有人在餐廳裏面吃「二手飯」(吃陌生人吃剩的飯菜);中產被裁,有因供不起樓要燒炭的;有錢人則因為資產價格大幅下降,身家縮水。

今次新冠肺炎的打擊對某些階層及行業特別大。科技進步,人與人之間提供服務不需要親身見面,那些毋須親身見面仍然可以復業的行業受打擊較小;但需要親身服務的行業,例如按摩、餐飲、美容、旅遊等等,經常要停業。這些行業除了老闆,很多員工都是草根或中下階層,失業及就業不足影響他們的生計。有些本身沒有申請公屋資格、但交租後月月清的「中下產」,就被迫由租樓改成住劏房。這些人水深火熱。

中產有部分被裁,部分要面對凍薪或自願請假,收入減少,但不少留職的人,年尾仍然有些微花紅。當草根階層要節衣縮食,股市同時升至3萬點,二手樓市成交增加並回穩,有說是個小陽春。新樓售樓處人山人海,被質疑為何病毒不會在新樓售樓處散播,卻會在年宵市場散播。售賣高級日本食材及日本貨的大型日本超市,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米芝蓮餐廳長期預約爆滿,想悠閒地吃個酒店weekend brunch,預約要等3個月,非得找熟人使橫手插隊不可。因需求大增,酒店由做一轉變成做兩轉,悠長愉快的weekend brunch變成一小時半的催迫茶餐,食物及服務質素也大幅下降了,依然一位難求。

美國聯儲局無限量化寬鬆,資產價格上升,去年美股及加密貨幣大漲,有錢人及有資產的中產變得更富有,不受疫情影響,繼續大吃大喝,大魚大肉。

科技進步和低息環境加劇了階級之間的貧富懸殊。

各階層受衝擊大不同

去到切身的封區和疾病傳播,草根階層遭殃尤甚。草根階層的工種,比其他階層較常支日薪或時薪,封區不能上班,就直接損失工資。有些工作,準時上班,返足20多日工才有幾百元勤工獎,一封區,上班遲了一小時,「勤工」無了,然後政府叫你申請低收入家庭津貼。草根階層工作體力勞動較多,口罩沒有文職的耐用,戴口罩不舒服,也容易弄髒,於是少人戴口罩,助長了散播。還有劏房居民,本來劏房設計就是渠喉亂駁,有些還要共用空間,也是較容易傳染。若房屋問題早幾年解決了,就能減輕這部分的傳播,所謂的劏房區頻頻被封,只是病徵,病因是民生搞不好。

中產上班較有彈性,隔離時還能網上工作。闊太更不用說,染了病還可以省掉跳舞老師的包鐘錢,封了關,回來隔離14日或21日,連去巴黎掃手袋的花費也省下,又過肥年了。

「加煙稅可以大幅減少煙民」的迷思

財政司已經預告,財赤可能為回歸後最高一年,然而又有那麼多團體要求紓困,因此會想辦法減少支出。除了節流還會想到開源,經濟差使稅收減少,自然會想到開徵新稅,例如奢侈品稅。我曾在《明報》的文章內有建議開徵「加熱煙稅」(〈財政預算案之繼續派錢及開徵加熱煙稅〉,2020年12月22日,明報),因「加熱煙」不受規管,原本就沒有徵稅。但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要求加煙稅100%,就不敢苟同。

首先假設市民只會從正當途徑購買香煙,加煙稅會減少他們吸煙的數量,但每一支煙會吸得更大啖,吸到底,有研究指出這種行為改變,即使對香煙的需求可能減少,但不代表煙民吸入的有害物質減少、他們的健康會變好。

第二,香港從來私煙橫行,根據牛津經濟(Oxford Economics)的研究報告,2017年接近三成的市場佔有率為不合法香煙,高於亞太區16個市場的平均數(14.6%)。去年疫情令走私困難,私煙消費有所減低。隨着各國接種疫苗,疫情稍有好轉,可望開關,私煙市場將會復蘇。

香港在2009年及2011年都曾經大幅增加煙稅,加幅分別為50%及41.5%,前者令合法香煙的銷量下降,兩次加稅後不法香煙的銷量都上升,但煙民百分比,未如支持加煙稅團體的預測大幅下降,都是差不多。

轉食不法香煙亦為市民帶來健康危機,因為部分私煙為冒牌香煙,沒有監管的情况下可能比正牌香煙更危害健康。

加煙稅對窮人衝擊更大

以上是從健康角度去看這個問題,以下從貧富懸殊的角度分析。

煙草本來就是一樣有依賴性的物品,戒煙需要過程,不是話戒就戒。假設政府打擊私煙有力,大部分人只能購買正牌香煙,對較富裕的煙民來說,加煙稅對他們的煙草消費影響較小。對於窮人來說,加煙稅會使他們百上加斤,就算他們知道吸煙危害健康也無法立刻戒煙,最後可能會選擇壓縮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去買煙。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sther Duflo及Abhijit Banerjee,就曾經研究多個發展中國家窮人的生活習慣,發覺他們有時會寧願吃好吃的東西,也不購入便宜、營養較好的食物,導致營養不良。在摩洛哥的村落,問一家之主如果有更多的錢會做什麼,他說會買更多食物,但原來他家中有電視機、天線以及DVD機。問他為什麼要花錢買奢侈品都不用來填飽肚子,他說因為電視機比吃飽更重要。這個可參考我多年前文章〈無錢買牛油(肉)的窮人經濟學〉(2013年11月30日)。

換轉在香港,窮煙民有孩子的話也可能會壓縮孩子的開支,來換取在高昂的煙價上多吸一支煙的消費,因為個人娛樂可以比吃飽重要。窮人心態就是再努力也不能發圍,倒不如及時行樂。對孩子營養及教育的投資很長遠,就算知道投資孩子長遠收入可升,但因為不立竿見影,也不實在,香煙的快感卻能即時獲得,於是有些人會選擇後者。

疫情衝擊下,官員的領導力和決策力對於市民的福祉尤其重要,任何細微決定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都會觸怒市民,不然就不會有市民街邊吃飯,兩天就撤回「午餐禁堂食」;以及馬鞍山屋邨被「封樓」時,居民怒不可遏大罵特首的事情發生。市民這一年來承受的經濟壓力較以往大,以前曾俊華宣布了注資強積金也被抗議到變成派錢,新年流流,財爺不想被開年,就要好好思考交出什麼來安撫市民了。

參考資料:

.Adda, J., & Cornaglia, F. (2006). Taxes, Cigarette Consumption, and Smoking Inten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4), 1013-1028.

.Banerjee, A. V., & Duflo, E. (2011). 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Oxford Economics. (2018). Asia Illicit Tobacco Indicator 2017: Executive Summary.

作者是港大經管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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