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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走在衰敗路上的國際都會(文:周永新) (09:00)

去年農曆新年前,香港出現第一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就這樣,一年過去了。至今為止,香港斷斷續續經歷了4輪新冠肺炎疫情,第四波今天仍揮之不去。筆者去年3月在這欄指出,疫情暴露了香港眾多深層次社會問題,其中較尖銳的,包括市民對政府怨氣大、貧富懸殊嚴峻、內地與香港關係出現倒退。隨着疫情的發展,市民生活逐漸受到打擊,不少行業相繼陷入低谷,我再在這欄寫了幾篇文章,陳述市民的擔心和憂慮,及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並就政府推出的紓困措施逐一評論。

自去年11月第四波疫情開始後,筆者發覺,香港表面上雖仍井井有條,凡事都有法例規管,政府因應疫情也陸續推出各項應對措施,但市民有沒有因此感到安心?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一年,市民對這個屬於他們的城市,是多了一份感情,還是覺得這個地方愈來愈不似他們的期望?筆者有以下觀察:

政府的管治愈來愈不得民心

第一,是市民愈來愈不信任政府的管治。試以政府處理年宵市場的手法為例:為了避免人群聚集,政府最初的決定是全面取消年宵市場,後來在花農的抗議聲中改變主意,容許年宵市場在特定的條件下開放。政府在短時間內改變決定,已不是第一次,去年中,因應疫情嚴峻,政府曾一度全面禁止食肆堂食,但在傳媒報道有市民踎街進食後,政府不得不在兩天之內改變主意,准許食肆開放午間堂食。

政府這樣朝令夕改,並不單是決策過程出現問題,而是政府對這樣嚴重影響民生的政策,竟是如此草率和倉卒!禁止食肆午間堂食,負責官員承認做決定時,並不知道有這麼多工人不能在家工作,在冷氣食肆午膳,是他們辛勞半天後的「享受」;同樣,政府在取消年宵市場前,官員有否想到花農辛苦了一年、甚至兩年栽種花卉,等待的就是一年一度的年宵市場換回他們的「血汗錢」?官員做決定前,若然沒有代入工人和花農的立場思考問題,他們實在「堅離地」,教人徒呼奈何!

官員做錯決定,最少也應對受影響的市民講聲:「對不起」;可惜的是,市民看不見官員承認錯誤,最多是推說事前沒有考量周詳,有時更堅持自己的原意是對的,例如取消年宵市場,官員還理直氣壯的解說,政府做的是為了防疫。這樣應對市民的質疑,市民會接受嗎?還是覺得政府的決定愈來愈與現實脫節?或者官員會如特首一樣,不明白自己犯了什麼錯?筆者很想對他們說:你們犯的最大錯誤,就是不知道自己犯了錯!

居住環境惡劣是香港國際都會之恥

第二,香港是走在衰敗路上的國際都會。政府多年來對外宣傳: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單看維多利亞港兩岸美輪美奐的大廈,香港在亞太區大城市中,氣勢可算數一數二,唯有新加坡可與香港媲美。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後,市民發現,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美譽,實在虛有其表,中環等商業核心區顯示的,並不代表市民實際的住屋情况,一些區域環境的惡劣程度,更與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沒有差別。

早在2003年「沙士」那一趟,已有專家指出,市民為了爭取更多居住空間,常對單位作出有違《建築物條例》的改動,胡亂接駁喉管不是新鮮的事,近年更出現大量「劏房」。現在離開「沙士」18年,香港的居住環境有改善嗎?相信市民的答案是:現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差!

香港作為國際都會,衰敗之象由市民的居住狀况可見一斑。疫情之下,市民看見被確定為「疫區」的,如油麻地、旺角、深水埗,破舊情况慘不忍睹!香港有多少這樣的區域?市民現在知道,所謂「三無」(沒有業主立案法團、沒有居民組織、沒有管理公司)樓宇充斥的社區,不但九龍東有,九龍西的土瓜灣、紅磡隨處可見,就是在港島區,上環和西環有,北角和筲箕灣也有。區內有過了半個世紀的建築物其實不是問題,歐美不少城市都有過百年歷史的樓宇仍是平民老百姓的住所,但香港的情况卻不是這樣:政府雖有條例規管住宅樓宇維修,但有多少殘舊樓宇得到適當保養?更常見的情况是:舊樓變得愈來愈殘舊,直到不再是人應該居住的地方!不過,住在這些破舊剝落樓宇的市民,他們有選擇嗎?香港自稱是國際都會,對得起這幾十萬連基本居住條件也沒有的市民嗎?

為什麼港人的住屋條件這麼差?為什麼惡劣的環境久久未能改善?特首常常誇耀自己的公務員隊伍十分優秀、有擔當,但過去一年,疫情暴露出來舊區市民住屋的情况,負責官員為他們做了些什麼?市民只見政府部門間互相推卸責任,擔當不知從何說起?在市民心目中,香港亞洲國際都會的稱譽,只是政府自誇之詞,就算香港曾經擁有這個稱譽,這個國際都會可正走在衰敗的路上。

疏導才是應對人群聚集的辦法

第三,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市民生活卻枯燥乏味。疫情出現後,市民的生活出現了變化。過往,到了假期和長周末,市民喜歡出外旅遊,鄰近廣東省的大小城市是港人旅遊熱點,遠一點的台灣、泰國曼谷、韓國和日本,已成為港人的「鄉下」。港人為什麼這麼喜歡外遊?答案很簡單:香港缺乏的是消閒好去處!這一年來,港人無法外遊,結果香港的離島、郊野行山徑、水塘堤壩等,到處都有人滿之患,郊區變成市區。

疫情開始初期,市民還可忍受不一樣的生活節奏,但日子一久,枯燥乏味和百無聊賴的生活成為常態時,一些市民感到情緒不安,更多是尋找可以宣泄心中鬱悶的去處,怎可停留在狹小的居住空間?政府在作出各項限聚措施時,有沒有想過市民實際的住屋情况?是否明白市民必須出外透透氣、鬆一鬆?政府現在重開運動場及其他康樂設施,早前關閉時,有沒有想過,這樣做,只會令市民迫爆大型商場,食肆中午時分裏外都是人?一刀切限聚措施看來並不收效。筆者認為,限制人群聚集是消極的做法,並沒有理會香港狹窄的居住環境,其實政府應該做的,是想辦法疏導人群,除開放各種戶外設施給市民鬆弛一下外,晚間堂食如果一樣有限制,與午間堂食有什麼分別?疏導才是應對人群聚集的最佳辦法。

新冠肺炎疫情一年過去,市民看見的,是政府的管治能力每况愈下,犯錯不肯承認,不把民意放在心上,同心抗疫是空談。更悲哀的是:疫情暴露市民居住環境之惡劣,除了證明政府長期把問題擱置不理外,唯一的結論是,香港這個國際都會正走在衰敗的路上!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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