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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何價?傳媒代議功能步向式微(文:陳韜文) (09:00)

回歸之初,我和同事蘇鑰機教授曾提出香港傳媒代議功能的概念(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我們認為香港一向只有低度民主,但自由度則高,加上傳媒發達多元,傳媒是以能反映民意、為民請命、監督政府、溝通上下、提供公共論述空間,對紓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改革,和維持社會穩定,起着彌補政治制度缺失的作用。現在回歸已有20多年,傳媒還能發揮它們的代議功能麼?

傳媒獨立性的流失與民間社會的弱化

能否代議,首先是要看傳媒是否獨立的、多元的和專業的。在大眾傳媒方面,我們看到不少傳媒在擁有權、編輯方針、輿論導向、採訪策略、人事安排等方面都已受到權力中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政治的獨立性可謂所餘不多。

在權力中心籠絡、震懾、軟硬兼施之下,自我審查出現已久,只是有關現象愈來愈多發,愈來愈明顯,已成了常態。《國安法》發布以後,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受到莫大的衝擊,自我審查已變得更為普遍和嚴重。傳媒一旦喪失自己的獨立性,已難言對權力中心再起到什麼強而有力的監督,頂多是採取「小罵大幫忙」的策略,對市民的尖銳訴求則不大聞問。

上面是大眾傳媒主要的情况,尚能保存獨立性的媒體只是少數。同樣道理,香港媒體的多元性及專業性也已不可同日而語。

網絡是一個新興的輿論空間。網絡媒體在過去十多年有長足的發展,社交媒體也成了輿論激盪、匯聚之地。大眾傳媒放棄它們獨立性,但網媒大體上卻以獨立多元的姿態填補前者留下的輿論空間。雖然如此,出於慣性和資源關係,大眾傳媒總體的影響力還是應該佔優。况且,網絡輿論也不是一邊倒的,內部差異其實很大,形成兩極對立的狀態,不容易產生民間達至共識的政治衝擊力。現在權力中心已意識到網絡輿論的重要性,也有組織地、系統地發動宣傳戰,千方百計的試圖佔領網絡的輿論空間。國安法通過後,就觀察所見,網上民間的政治輿論已有所壓縮,親權力中心的輿論則正大張旗鼓,大有分庭抗禮之勢。

近期傳媒受到的衝擊可謂相當明顯和集中。港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因查冊而被檢控,港台記者利君雅因提問尖銳而在聘用上遭到留難,《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因涉嫌非法集結及懷疑犯了國安法而被捕,有線電視新聞部的新領導層大幅度裁員,以至以尖銳報道見稱的《新聞刺針》及《有線中國組》的成員也紛紛離去。正當較為專業、相對獨立的傳媒工作者受到衝擊之際,權力中心則加大宣傳機器的火力,一方面為保守力量保駕護航,同時對港人一向所珍重的價值——包括自由、人權、民主和法治——也加以攻擊批評。

一度曾經作為民意平台的烽煙節目,它們的能量已大不如前,只是聊備一格地繼續存在。輿論領袖也在新的形勢下重構,有的遷離香港,有的也變得小心翼翼,恐怕言論上碰觸「紅線」。

社會運動本來是民意表達的一種方法,但是在形格勢禁的環境下,加上限聚令的實施,這一正常民意表達的渠道已失去往日的活力。

相反,我們能看到的是公民社會中的專業團體受到無情的打擊,重創專業團體一向擁有的社會公信力和凝聚力。這種種現象在在說明,傳媒的代議功能只能進一步被弱化,走向式微。

民意的制度性漠視

民意代議功能能否有效發揮是有條件的,它需要足夠的新聞、言論自由,它需要多元、獨立、興旺、專業的傳媒,它需要專業性強而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它需要敢言、公正、有分析力的輿論領袖,它需要民眾有集體表達意願的渠道,包括民調、請願、示威、遊行、社運等。除了這些條件,還有一個關鍵是民意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也就是指權力中心對民意的開放態度。不過,各種迹象顯示,民意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已經動搖,甚至已起了質的變化。

在過去,包括殖民時代,政府在推出重要變革的時候,大多會考慮民意的取向才作出最後的定奪。若然遇上強大反對的力量,大概會盡量加以吸納,避免出現嚴重的衝突。我們反觀這一兩年來政府推出政策的過程中,民意好像已變得毫不重要;遇到強大的反對聲音,政府只懂得硬着頭皮硬闖過去,可謂只求目的,不理民意,還自我安慰這是什麼「迎難而上」。

有關案例比比皆是。修例運動觸動全體港人的神經,民意最大的訴求莫過於設立調查委員會,但政府則一意孤行,漠視市民這一共同而卑微的訴求。國安法的通過也是一樣,港人強烈的存疑態度應該是可以預見的,但是結果是在沒有任何諮詢的情况下通過了,體現出中央所謂的「底線思維」。這種底線思維其後也體現在政府多重措施中,從取消民主派議員的資格、大舉檢控民主派領袖、改造通識教育,到向司法系統開炮種種事情,民意所向都應該是反對的多,贊成的少。但是,權力中心好像已硬了心腸,在態度上以至制度上忽略香港的主流民意。立法會等建制內的聲音,現已只剩下「支持」一個調,至於大多數市民怎樣想法,對執政者而言,已經變得「無所謂」,反正條例一定會通過。民意已被丟棄一旁,過往民意的影響力,現已一落千丈。就以特首的民望為例,林鄭月娥的民望已長期跌破底線,低至無可再低的地步。但是她仍可以受到中央的讚揚,仍可以自信滿滿的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足見民意的被邊緣化,已為制度所忽略。

更急切的代議功能需求

總括而言,香港正加速走向一個行政主導的政體,使原本就脆弱的平衡力量進一步萎縮。傳媒的代議功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走向衰落。不過,香港社會不少重要的矛盾並沒有因此而變少,遑論獲得及時的解決。香港社會仍然是一個相當龐大複雜的大都會,利益也相當多元,在在需要有效的代議機制,讓社會較順暢地紓解矛盾,溝通官民,促進變革,保持穩定。執政者切忌以為,暫時把民意壓下去,就覺得民意可欺、可被忽略,反而為了香港的長治久安,在民怨沒有積累到一個新的爆發點時,就應還民意一個重要的地位。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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