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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醫共生」+「社區工作」——香港舊區「抗逆.抗疫」新方向(文:陳永新、黃小慧) (09:00)

近日新填地街唐樓先後出現確診個案,政府早前決定向4幢唐樓發出隔離令,並將多幢位於油麻地及佐敦的樓宇納入強制檢測範圍,其後更推出「封區」措施,但政府未能掌握居民名單,令抗疫行動變得困難。由其他舊區抗疫的經驗,筆者相信,擅長建立社區網絡的社區工作專業,連同其他醫護專職,可透過增強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拉動社區不同的持份者(小店、商界、政府不同部門)處理不適切居所衍生的公共衛生問題,透過「社醫共生」的工作模式增強社區的抗逆能力,即是社區工作者和不同的醫護專職在介入的過程中互相學習、互補長短,提升社區對疫情的回應能力。

「社區參與」是抗疫非常重要一環

這次疫情揭示了舊區充滿不適切居所,而「三無」大廈更是公共衛生的隱患,沒有維修管理、喉管自行接駁、天井及公共地方擺滿雜物垃圾,環境衛生惡劣。舊區縱然衛生環境不理想,但為基層家庭在入住公屋前提供棲身之所。政府推行的大廈管理模式,業主才是組織對象,但舊區只有少數自住業主,或自住業主多為長者,他們往往沒有能力或不願意參與現時大廈的組織架構,令大廈得不到政府調撥的資源(例如:樓宇更新大行動)跟進維修及公共衛生問題。而租客作為社區的持份者,縱然他們關心所住樓宇及社區,卻苦無參與平台及機會。

世界衛生組織於2020年5月已對各國官員有關COVID-19的抗疫策略作出重要提示(檔案編號:WPR/DSE/2020/016),社區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是抗疫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社區參與能協助政府在短時間內有效動員社區力量參與抗疫策略,提升社區的抗逆力(resilience),令社區短時間內有效準備和應對疫情,能有序地復元。例如在社區裏把公共衛生的資訊傳播到社區成員手上、動員社區有關人士參與抗疫工作及與社區裏不同的資源和持份者合作。但前提是社區裏不同的持份者之間要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凝聚力。《美國公共衛生雜誌》2013年一篇有關「社區抗逆力與公共衛生實踐」的論文指出,從美國回應公共衛生危機的經驗中可見,政府除了有必要加強社區住屋基建防疫功能性(functionality),例如建築裝置規劃和法規上怎樣有利控制疫情,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必須加強社區的機動性,包括建立社會資本,抗疫期間衣、食、住、行的資源協調,善用輔助科技,加強協助社區裏不同處境人士獲得正確有用的資訊等。由此可見,地區組織和參與是社區面對疫情爆發的基礎工作。

凝聚居民共同參與 改變偏見

本文第二作者為一名社區工作者,在居民組織經驗中,她觀察到一位在舊區租住劏房的男街坊的轉變,有關經驗說明了社區的組織工作經驗對公共衛生議題的參與程度。她認識的這位男士李生,他起初只抱着觀望態度出席首次街坊會,但參與後他發現,區內原來有很多有心人願意投放時間及才能,回應社區的需要。李生透過參與認識不同街坊,建立地區網絡及歸屬感。他更鼓勵自己樓座的街坊參與社區事務,認識、關心及連繫新入住的街坊,令具流動性的社區可以更新住客資料及建立歸屬感。她亦發現部分居民對南亞街坊存有偏見,認為他們是亂丟垃圾及家具的元兇,但透過發動居民清理樓梯、天台雜物,居民目睹南亞居民的積極參與,改變過往對他們的負面觀感。

另外,「三無」大廈聯絡業主是另一個難題,因部分業主委託地產代理跟進租賃事宜,與社區沒有連繫。本文第二作者過往的工作經驗中,曾協助消防處處理大廈維修防煙門的修葺令,要成功聯絡業主是透過租客及地產中介代理,故有地區工作基礎的團隊是非常重要。因很多的修葺令,如本文提及的消防設備修葺令也是發到單位,不是自住的業主根本收不到通知,在沒有扎根地區工作的團隊介入時,要處理社區存在的潛在危機變得相當困難。而居民組織亦可運用民政事務處及區議會的地區資源,透過連繫居民一同清潔及維修樓宇,凝聚居民,令其對所住的地方萌生責任感,積極找尋社區解決方案。

社區與醫護專業 一同締造「貼地」健康方案

在這個基礎上,上年2月疫症爆發初期,本文第二作者曾協助攜帶衣車及布料,在區內居民義工協助下擺放街站,教授居民車縫布口罩,同時亦作社區教育,發放正確的防疫資訊。原來,居民的共同參與,能有效減低抗疫期間的焦慮及不安。居民對社區產生歸屬感及明白抗疫是大眾的事情後,便願意持續關注公共衛生。而透過與公共衛生專業的合作,引入不同的醫護專職進入社區,可令居民、社區工作者及醫護人員在介入的過程中同步學習,在社區內不斷修正公共衛生介入策略,締造出最切合居民及社區需要的健康方案,也令居民重拾信心掌控個人及社區的健康及自主性(health ownership)。

「社區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在社區危機前,專業地跟地區不同持份者,建立社區網絡和信任關係,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參與及交流,解決文化、溝通和語言的隔閡。公共衛生裏的「健康的社會決定性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同樣地非常重視社區達至健康的結構性因素,社區參與無疑是一個重要的介入策略。社區工作者透過居民網絡及組織,掌握區內人口資訊,協助將最新的抗疫資訊在社區流通。在互信及認識居民的前提下,居民也能主動地參與和推行政府的抗疫策略。除協助業主承擔責任,維修渠務及消防等設施外,讓租客及不同的持份者參與大廈管理作出貢獻,同樣顯得重要。

由此可見,本文的經驗可給我們一些啟示:(1)舊區常被視為一個不利社區抗逆力(community resilience)的環境,要思考如何透過居民對所住社區的「衣、食、住、行」需要注入公共衛生的意識和考量,建立一個有穩固互信基礎的社區,讓面對社區爆發危機時可以迅速回應;(2)要思考怎樣透過「社醫共生」的模式,社區工作者能夠有系統地結合公共衛生的介入策略,並在居民、社工及醫護專業有互信的前提下,一同周詳規劃及謀求「貼地」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共同建立具抗逆力的社區。筆者相信,無論對疫情的即時回應,或者長遠規劃一個健康和具抗逆力的社區,「社區工作」及「社醫共生」都是一條可行的出路。

作者陳永新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社會學博士、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會員,黃小慧是前線社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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