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否參與政黨政治，是民主派今後無可避免而且十分現實的問題，問題是制度有多公平，以至可以為市民做到什麼事。環顧歷史，戒嚴時期的台灣有黨外人士參選地方政府；韓國任朴正熙政權高壓，也有後來的六月民主運動；無論多嚴峻的環境，政黨沒有競選公職的角色，不過是壓力團體。檢討議會路線有沒有意義，今後將會不時纏繞民主陣營。
有人選擇離開，有人選擇留下，留下來的仁人志士總得尋找出路。日前傳出現屆區議會議員將被大幅裁撤，雖然終歸未發生，筆者所接觸的現任民主派區議員，許多都懷着服務到最後一刻的想法。因為我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要盡可能報效居民，告訴社會支持民主的人可以把政治實踐得更好。不過，正如去年7月1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答記者提問，後國安法的參選是要求民主派「好好做一番反思，並且做適當的調整」，留下的人有多準備委曲求全，以至接受到什麼程度，很少看到有人討論。
留下來的理由不難想，有一個位便有陣地服務市民、請團隊、探手足，不留下亦無可厚非，因為參選已經改變不了任何殘酷的政治現實，早已由離開立法會的民主派表述，在此不必詳述。建制派元老盧文端先生在《明報》觀點版強調有空間，王慧麟兄稱之向民主派喊話，如果重點是尊重憲制，「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是大多數民主派的立場，不會有任何懸念，倒想藉機補充幾句，高壓的政治操作不改變，強權壓民意，不過是重演議會欺凌戲碼，忠誠反對派、不被祝福的派，情况都不會有太大分別，愈高壓，愈少人覺得制度有參與價值。要重新建立參政空間，不妨評比下列環境是否合理：
動輒得咎 民主派面臨司法逼害
「建制派指控、警察拘捕、律政司提告、法庭看運氣」的港式公檢法系統打壓，已成家常便飯。政治陣營互相指摘本來沒有問題，最惡劣的是建制派的政治攻擊竟可觸動執法系統開刀，律政司不但受理提告，而且往死裏打，最好的例子就是要求以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控告民主派議員，變成一次又一次檢控，令一條本來是保護議員的法例，淪為政治打壓工具，陳志全反告被郭偉强拖行於地，會經律政司不提證供起訴化為烏有。最近的政治形勢可見，無論是保釋、提告還是判案，各部門猶如競爭交數，北方國師田飛龍要「啟動並窮盡本地法律資源加以檢控和懲治」，本地部門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建制派沒有後果、民主派動輒得咎的環境，溫和如張超雄站在會議廳舉牌反對，都會面臨司法逼害。
根本影響不了決策
參選是為了影響施政，這種可能近年已趨零。民主派的議會抗爭是管治沒商量的結局，連當今的建制派都抱怨政府制訂政策不聽意見，遑論執政陣營以外的人。自梁振英上場起，議會矛盾便愈趨激化，以往黨派間的平衡、協商逐漸步入歷史，林鄭上場開初，因着與個別民主派議員友好，一度有和風，終歸成為最不聽人言的特首，一再證明特首硬起來，是可以完全無視民意訴求。如果參選是為了改善施政，但你根本影響不了決策，不過是花瓶。如今建制派面對有成員愈走愈深藍的形勢，不是將陣營拉回民意主流，而是想怎樣配合深藍市場，只會想出更多逼害路線，成為惡性循環，和風何在？
參政渠道不穩 政治權利隨時被剝
從2016年取消議員資格起，香港的參政渠道，一直不穩而欠準則。政治人物隨時因着政權的想法而被剝奪政治權利，新香港下，更加難釐清什麼會犯法，還要參選的話，首先要預備一堆後備，最好是張白紙，這絕非健康的政黨政治。體制以外人士參政，只有兩種可能：要不就是黃梓謙模式，立場全面轉藍，但又不是傳統建制派，未必得到祝福，有沒有市民支持未知；要不就是繼續在議會反對、試水溫，無論做法多溫和，像張超雄，終有被屈違法、被批鬥、被控風險，卻改變不了什麼施政，吃力不討好。
有些評論急於解脫政治苦難，大言慚慚大破便是時候大立，可以那麼輕易掩蓋傷痛，委實驚訝，忽視了社會建立信任需要多久累積。本文嘗試以最溫和的文字，點出幾個將心比己的問題，行出回應一步，這不是體制外的民主派可改變之事，如果有親建制代表真心認為，政治閉塞終歸對人民福祉無益，不妨探討一下怎樣扭轉上述現况，為生活於不幸的社稷積點陰德，福有攸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