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每當有社運發生，青年的社會流動問題便會一次又一次地成為城中熱話，更有論者認為，青年「上唔到位」是社運發生的「罪魁禍首」。在不少公共討論中，帶着不同意識形態的各方似乎都只是在憑感覺或直覺，列舉有限的個案來描繪當下青年的社會流動處境。這些討論雖說不是毫無意義，但得出來的結論除了嚴重缺乏說服力之外，也難以讓我們對青年社會流動狀况的整體面貌有一個較好的把握。雖然學界此前已在香港的社會流動議題上做了不少頗有價值的研究，但遺憾的是，這些研究所用到的數據，一方面質量欠佳，另一方面在如今看來也顯得較為「年代久遠」，也因此難以回應當下的種種迷思。
在此背景下，若想要對當下青年的社會流動狀况有一個清晰客觀的認知，一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顯得尤為必要。2016年，趙永佳以學術顧問的身分與當時的中央政策組及政府統計處合作，共同促成了一項主題為「青年和中年人士的教育及就業歷程」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該調查於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間順利進行，採用概率抽樣（probability sampling）的方法，成功訪問了約1萬個住戶，蒐集了受訪者的人口特徵、家庭背景、社會經濟狀况、教育和就業歷程等關鍵信息，使得研究者有充足的數據去勾勒出當下香港青年的社會流動情况。調查結束後，本文研究團隊獲得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資助（項目編號：SR2020.A5.001），在政府統計處的協助下，隨之對蒐集到的數據展開分析。參考以往研究及聯合國對於青年的定義，我們最終把分析對象確定為在受訪時年齡為22至35歲的青年。下面讓我們和大家分享我們近期研究的一些發現。
香港青年的代際流動現狀
在社會分層研究中，社會流動主要分為「代際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代內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兩種，前者考察的是父母與子女兩代人之間的階級變化，後者考察的是受訪者在自己職業生涯中的階級變化。由於篇幅有限，我們在此首先和大家分享當下香港青年的代際流動情况。
參照現今社會分層研究領域慣用的「EGP階級分類方法」並結合香港的實際情况，我們從職業維度出發把受訪者的職業分成4個等級，並分別記作「階級I」、「階級II」、「階級III」和「階級IV」（具體標準如表1所示）。緊接着，我們將青年15歲時，其父母階級位置最高一方的階級作為青年的「階級出身」，隨後結合青年當前職業之階級，構建出青年的代際階級流動表（見表2）。因為數據所限，我們並不能完全跟從EGP分類法，請讀者注意。
可以看到，在我們的階級分析框架下，青年的總「代際流動率」為56.6%，總「代際穩定率」為43.4%（作者按：這裏所計算的比率僅包括階級位置有所改變的「垂直流動」(vertical mobility)，而不包括階級位置不發生改變的水平流動(horizontal mobility)），這意味着有56.6%的青年「流出」了其父母原來的階級，而與之相對的43.4%的青年則「沿襲」了其父母的階級位置。若按照代際流動的方向，劃分總代際流動率，那麼這56.6%的總代際流動率可進一步被拆分為39.3%的「代際上流率」及17.3%的「代際下流率」。由此可見，如今近四成青年的階級位置均在其父母之上，而只有不到兩成的青年未能達至其出身的階級水平，情况遠不至於某些坊間論述所說的那樣悲觀。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就是父母為階級II的青年，有三成左右的機會停留在父母的階層，但也有近四成可能跌到階級III，和近三成的機會上游至階級I。
儘管實現了代際向上流動的青年的比例大幅高於經歷代際向下流動的，然而階級出身不同的青年在獲得較高階級位置的機會上仍是十分不對等的。從表2可知，僅就獲得階級I位置而言，出身於階級I和階級II的青年達到這一目標的可能性，就分別約為出身於階級IV的青年的4倍和3倍。另一方面，出身於階級I的青年如今有七成人的階級位置都位於階級II及以上，同時流至階級III或IV的可能性也遠小於出身於其他階級組別的青年。而對於相當大一部分出身於最基層（即階級IV）的青年來說，即使他們實現了代際上流，通常也僅僅是上流至階級III，幅度十分有限。
讀大學還「有用」嗎？
社會上關於青年階級流動狀况的討論，也常常喚起人們對於學歷在社會流動中的重要性的思考，當下人們問得最多的是「如今讀大學還『有用』嗎？」，亦即在詢問：大學學位能否給其持有者在職業生涯或階級流動方面，帶來無學位者所沒有的優勢？帶着這一疑問，我們在控制青年的階級出身的情况下，檢視了大學學位在青年獲得／維持「中產地位」（即階級I位置）中的重要性。
從圖1可以看到，對於出身於階級I的青年來說，雖然擁有學位並不意味着能有絕對把握地維持在階級I中，但如若沒有學位「傍身」就難以避免有很大機率（84.6%）被擠出「中產行列」。對於出身於其他階級的青年來說，若指望在獲得學位之前就必定能上流至階級I，也無異於「癡人說夢」；即使擁有學位，能上升至階級I的機會也不甚樂觀。但說到底，對於那些基層出身的青年來說，只有擁有學位這一必不可少的「入場券」，才有稍大的機會「圓中產夢」。因此，如今說「學位無用」還言之尚早。而且，低下階層的青年取得大學學位雖然未能直接上升到階級I，但也有較大可能上游至階級II，學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有關香港社會流動現况的一個結論，可能是：香港的社會結構雖未至於出現「固化」現象，仍有相當流動性，不過不同階級之間青年的向上流動可能性，卻還是有着相當大的差異。同樣地，有了大學學位，雖然未必一定能夠上游，但卻也是必要的入場券。一杯水是半滿還是半空，最後可能還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本文在此向大家粗略地介紹了當下香港青年代際上的「絕對流動」（absolute mobility）情况及大學學位在青年獲得／維持「中產地位」中的重要性。有關社會流動的議題千頭萬緒，礙於篇幅，這裏未能繼續展開更深入的分析。我們的研究報告已送交資助單位檢視，在審批後會正式公布，而接下來，我們會和大家陸續分享我們的研究成果。希望通過我們的研究，能向大家闡明如今香港青年的社會流動狀况，讓大家在討論與之相關的問題時能有一個基本的共識，而不至於自說自話，「雞同鴨講」。
作者趙永佳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聯席總監，姜念濤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博士生，余昊昕是香港研究學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