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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有沒有責任為社會提供正能量?(文:李立峯) (09:00)

2020年,前一年社會運動產生的和帶出的問題未有得到真正解決,對很多支持民主自由理念的市民來說,下半年社會和制度崩壞的速度尤其快。同時,疫情和經濟下行的壓力帶來另一堆新挑戰,社會負面情緒瀰漫。在這背景下,本月初,筆者參加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委員會的會議,席間就有好幾位委員提出,港台可以嘗試製作一些發放「正能量」的節目,紓緩市民緊繃的情緒。

誠然,當新聞報道着令人沮喪和絕望的現實時,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精神健康着想一下,尋找一些調劑的方法。兩年前,同時身為記者的專欄作家阿果做過一系列關於「迴避新聞」的報道,談人們如何通過調整看新聞的多寡和方式來管理情緒。近日,筆者一位中大同事也說,在這種世道,唯有多緊握着生活中的一點小確幸。但個人如何在生活中處理情緒是一回事,媒體作為社會公器,有責任提供正能量嗎?什麼才算是正能量呢?

「解難新聞學」鼓勵讀者「參與轉變」

這問題令筆者想到在過去10年由一批美國新聞工作者和學者提倡的解難新聞學(solutions journalism)。在概念上,解難新聞學不是什麼特別抽象或複雜的東西,綜合學者Karen McIntyre和Kyser Lough引用的定義(註1),解難新聞學指的就是媒體對人們如何回應和解決社會問題進行報道,從而鼓勵讀者參與到為社會帶來轉變的工作之中。在實踐上,着力推動解難新聞學的新聞工作者在網絡上建立了一個「解難報道追蹤」檔案庫(solutions story tracker)(註2),到今年12月23日為止,已經收錄了從超過170個國家1000多個媒體而來的超過1萬份解難報道。舉一個簡單例子,2019年1月5日一篇《紐約時報》的報道,敘述了紐約哈林區的一個已有20年歷史的、名為「哈林花式溜冰」的社區計劃,如何鼓勵黑人女孩參與花式溜冰這項傳統上甚少黑人參與的運動,一方面嘗試扭轉不同族裔在特定運動項目的參與上的不平等,同時亦通過這個過程為參與計劃的女孩建立自信。其他例子包括:一間醫院如何使用虛擬實境科技,幫助醫護人員理解臨終病人或嚴重病患面對的狀况;一位大學教授如何跟學生一起成立一個計劃,解決社區裏無家者的住宿問題,以至一些非洲地區如何解決電力供應問題等。

Karen McIntyre進行過一個簡單的實驗研究(註3),參與者被隨機地分到3個不同組別,分別閱讀同一篇報道的3個版本,報道敘述一個社會問題,3個版本的分別是:第一個版本沒有包括跟解決方法相關的資訊,第二個版本報道了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第三個版本報道了一個效用不彰的方法。結果發現,閱讀包含了有效解決方法的報道的參與者,不單負面情緒較輕,對報道的評價也較為正面。

報道方法奏效要證據 非自說自話

不過,解難新聞學並不止是為一些社區或慈善工作做點簡單介紹而已。跟所有專業新聞報道一樣,解難新聞學也強調嚴謹的資料蒐集和採訪工作。而且,理想的解難報道需要具備分析性。報道首先要對某個社會問題作出探討和分析,對解決方法的報道也不應只停留在描述的層次,而是會提供證據,說明嘗試解決問題的人所做的工作如何產生影響,並分析為什麼該些工作能夠取得成效。亦即是說,解決方法是否真正奏效,不是靠新聞工作者或提倡那些解決方法的人自說自話就能說明的。同時,報道也不應完全忽略解決方案的缺點或不足之處。報道的目標不是純粹讓大家感覺良好,而是通過報道人們的嘗試,找出大家可以借鏡的地方,以及讓人們思考有沒有更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確認難題存在 強調集體有組織解決

回到文章開首時提出的問題,解難報道算不算嘗試為社會提供一點正能量?某程度上是的,提倡解難新聞的人,明白如果媒體忽略報道解決問題的方案,令無力感氾濫,對社會整體而言沒有好處。不過,解難報道提供的不是單純和膚淺的正能量。首先,進行解難報道,不是去低估或掩蓋社會問題的存在及嚴重性。相反,談解難,首先就是要確認難題存在,對難題的根源有充分了解,才能對症下藥。也因此,解難報道和報道社會抗爭並不衝突,有時更加是互相扣連的,因為進行社會抗爭的人或組織,其實很多時候都會為社會面對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事實上,在歐美,解難新聞網絡的發起人,其中有不少就有長時間的報道社會抗爭和衝突的經驗。

其次,解難新聞學強調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是一些集體的、有組織的,和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解決方法,而不是強調人們如何通過個人努力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對提倡解難報道的新聞工作者來說,那些關於身陷困境的個人如何發揮毅力排除萬難的報道,也許有其自身的社會文化意義,但它們不單不會真正的有助解決社會問題,更有可能把解決社會問題的責任有意或無意地加諸個人身上。

所以,解難報道是有批判性的,但它強調新聞報道不應該停留在批評和揭露問題的階段。也因此,做到真正優秀的解難報道並不容易,同樣需要資源和經驗。解難新聞嘗試修正新聞的高度負面傾向,但它不是歌功頌德,不是搞英雄崇拜,不是販賣虛假的希望,也不是令人們無視社會現實的麻醉藥。

其實,大部分香港媒體都是商業運作的,如果社會上對心靈雞湯式的「正能量」有市場需求的話,商業媒體很自然會以不同形式滿足此需求,這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將媒體視為社會公器的話,認真挖掘和探討社會問題,始終是最基本的。

註1:Karen E. McIntyre and Kyser Lough (2019). Toward a clearer conceptualization and operationalization of solutions journalism. Journalism, bit.ly/3aAc32W

註2:bit.ly/3heQiqL

註3:Karen E. McIntyre (2019). Solutions journalism: The effects of including solution information in news stories about social problems. Journalism Practice, 13(1), 16-34.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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