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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領導層的抗疫政治(文:王慧麟) (09:00)

如果沒有香港大部分市民在咬緊牙關,香港的抗疫工作,可能更困難。

我們先不要把香港的抗疫情况,與台北和新西蘭作比較。我們看看其他主要城市的爆發情况,香港表現不差。以本星期二(12月15日)為例,東京的中招人數為460,紐約是9736,倫敦是18,450。倫敦及紐約都是金融中心,香港在抗疫方面的表現,好像並非最差。

但曾經想跟香港搞旅遊氣泡的新加坡呢?星期二只有1個本地傳播新增個案(另有15宗輸入個案),而在香港旁邊的深圳,近來官方的數字,都是「零感染」,有零星境外輸入個案,難怪香港的鄰居及貿易伙伴都激到紮紮跳了。因為香港這一波的疫情,好幾日都有過百宗感染個案,令人擔心,香港的抗疫政策會否失守,令個案無法壓下來,更遑論所謂「歸零」了。

香港不是自給自足的城市,需要由外地輸入基本生活所需的食物。對了,除了食物,還有其他方方面面的日用品,都要從外地入口。除了貨流,香港也是亞洲重要的交通及物流的中心,人流也相當重要。所以,要做到像全城大封關這麼強力的操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麼,既然香港需要維持相當程度的經濟活動,而全面封城也近乎不可能的話,香港的抗疫工作就相當艱巨。因為這樣需要比起其他地區,更努力地、頻密地、細緻地及深入地做好社區檢測及追蹤。另外,關口方面,香港海陸空方面,就要更努力地把好關,做好檢測及追蹤的工作,堵塞任何輸入病毒的可能。最後,就是要有足夠的魄力,做好督促及檢控的工作,減少人群的聚集。

取樽檢測資訊混亂

香港做得如何呢?筆者就以親身經歷作證。上月中,由於親人的工作場所有人「中招」,以及學校被傳有同學「中招」,於是筆者想拿「樽仔」去做肺炎檢測。但要往哪裏取「樽仔」及交「樽仔」呢?筆者一查「谷歌」,就有四方八面的資訊,卻是相當混亂。有些是7月的,有些是9月的,有些是10月的,而政府網上的資訊更混亂,一時又找不到。後來,在政府的抗疫網站內,逐個大標題按幾次,才找到一份最終極及最新的相關版本。但筆者卻有疑問:為何沒有一個非常醒目的按鈕彈出來叫「我想拿樽仔及交樽仔」,然後一按入去就彈出了相關的時間表呢?而且,為何交「樽仔」的時間,大部分都在辦公時間內呢?有不少不能在家工作的市民,他們要去上班,又怎可能去交「樽仔」呢?

說到這裏,政府又會說,市民大可去「社區檢測中心」做檢測,而且還相當方便,開放時間是早上8時至晚上8時。但是,政府大抵忘記了,「社區檢測中心」是自費服務的,而且,一旦在一個地區有小型爆發,檢測中心即時排長龍,而市民排長龍又會增加感染風險。舉例,假如一位市民,星期六下午聽到新聞說,其家居附近有大廈中招,他覺得有風險,想去做檢測,可以怎樣辦呢?當然,他可以即時去找私家醫生或醫院以至社區檢測中心自費檢測,但如果他是低收入人士呢?他就只能靠政府的免費檢測,而政府在周日的拿「樽仔」時間,才只有上午9時至下午1時。他拿了之後,周一最早是上午9時才可以交「樽仔」。就這樣,兩天就過去了。筆者想說,萬一他是一位確診者呢?這兩天他帶着病毒就在社區「趴趴走」了。

政府高層信專家抑或自己判斷?

其實,防疫是否到位,與政府高層如何看待公共衛生專家的建議,有好大的關係。即是說,政府高層是信專家抑或是信自己的判斷。在一些地區及國家,市民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度相當低,那麼當地公共衛生專家的言論,就有一錘定音的作用。美帝總統特朗普,不願傾聽公衛專家福奇之言,甚至與福奇「鬥嘴」,疫症搞到一發不可收拾。英帝首相約翰遜初時又不信專家之言,甚至認為群體免疫有效,弄到全國爆發,一時難以收拾,結果英帝疫症反反覆覆無法大幅度的壓低。香港呢?像疫苗這麼重要的事,為何不是專業的公衛專家向公眾說明,而是由一個沒有任何醫學背景的政府高層宣布呢?

其次,是負責抗疫政策的高層,是由下而上,以小市民的角度,以便民的角度,細膩地推行政策,又抑或是由上而下地做決策呢?一個連外科口罩也戴錯的政策局長,如何令市民相信她是能夠急市民所急呢?不要忘記,小市民每天都在戴口罩抗疫了。

民主派退場了 還想賴給誰?

香港的政務官員有好多種,有些勤走基層,有些工於管理,有些善於溝通,亦有少數是酷吏心態,不信專家,不信學問,只信個人生活經驗,不樂於與各界人士溝通。但是,當一個領導層都是以酷吏為核心時,就會變成一個聽不進任何反對聲音,不相信科學及客觀規律的政府,不單人民受苦,更是國際級災難。政府以前在抗疫不彰時,還可以賴立法會民主派在阻撓唱反調,現在民主派退場了,還想賴給誰?賴給建制派搞抗疫政治化,阻止她的連任部署?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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