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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DQ4」至總辭:或屬中央、泛民各取所需之果(文:葉金漢) (09:00)

隨着「DQ4」正式落實,泛民總辭,民主派在立法會內只剩餘一名激進派及一名較中立的醫學界議員。普遍評論認為,人大及林鄭此舉等同扼殺民主派未來參選立法會的機會。然而,筆者認為恰恰相反。一方面留任派為維持作為反對派的公信力(credibility),在「DQ4」後有總辭必要;另一方面中央長遠需要忠誠的反對派,此刻出招迫使泛民「暫時」離任,或屬明撤暗保。雙方各取所需。

為維持作為反對派的公信力而總辭

首先,泛民自延任後,一直腹背受敵。之前泛民委託的民調顯示,若計及所有民調參與者(包括中間派及建制支持者),超過五成反對泛民留任。即使把樣本收窄至1000多名傾向民主派支持者,反對留任(48.6%)仍較支持留任(43.7%)多出5個百分點。當中,支持泛民延任決定,只在700多名泛民支持者(相關議員的支持者)中取得些微優勢,但比率較反對延任僅多出1個百分點(47.1% vs. 45.8%)。可見,泛民留任立法會的決定,本身說服力不足。此外,自10月立法會復會後,泛民除不斷響鐘點人數,老調重彈外,其可做之事並不多,因而惹來激進派惡言指摘只為「支糧」。

再者,未來一年,立法會仍有不少在社會上具爭議的議案需要審理,包括境外投票、明日大嶼前期研究撥款等。在人數及程序上,不論泛民留或撤,這些議案均大有機會通過,只是時間上遲或早之別。

若泛民繼續留任,即使投下反對票,亦無力扭轉局面;同時更會孭上黑鑊,被其支持者甚至整個民主派陣營指摘留任的泛民議員反對「惡法」不力。更甚者,在下年9月選舉時,即使本土派未能入閘,按7月初選之結果推測,民主派選民恐寧將選票投予毫無經驗的素人甚至所謂「零分」議員,也不願「含淚」支持泛民。

換言之,基於復會後的政治形勢,泛民或早於「DQ4」事件發生前,已有改變初衷之意。這點可從公民黨梁家傑日前回應激進派選民的批評中見端倪。梁指激進派只說不做,只懂批評同路人,甚至發晦氣表示「咁叻,你做」一言。由此推斷,當初決定留任的泛民議員或有誘因總辭,只欠一「下台階」。

林鄭請纓DQ 可能賠上連任機會

縱然泛民或早有重新研判去或留之心,為何人大與林鄭於此刻出招成其之美,讓泛民大義凜然地離開議會呢?

對於「Why now」的問題,或與特首林鄭月娥急功、好勝性格,及《國安法》目前只針對體制外的反對派,有莫大關連。

第一,林鄭主動請纓人大DQ 4議員,短期或許可令其「興奮地」加快通過政府議案。長遠來說,這可能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只為他人作嫁衣裳,但卻賠上連任機會。立法會延任一年後,新一屆立法會將由明年10月開始,與2022年特首選舉僅相距半年。故此,從時間上,下屆立法會主要旨在「服務」新一屆政府。可是,林鄭如此趕盡殺絕,不論新一屆立法會如何組成,那些反對派能晉身議會,均難再與林鄭政府有良性互動,更遑論中央經常提及的「行政、立法合作」。換言之,當國務院及人大決定「配合」林鄭之提請,或許預示中央已放眼未來,為「新君」(即新特首)及本地政局長遠發展籌謀。

中央長遠需要忠誠反對派 或「明撤暗保」

其次,中央有兩點主要考慮。一、國安法得以落實,約束體制外之反對派(non-systemic opposition)的法律框架,已大致完成。然而,對於如何定義、規範、辨識,甚至「挑選」體制內的反對派(systemic opposition),仍留有空白。其中,中央既要體制內有反對派,但只能容忍政策上的反對,同時該反對派亦須在反對陣營中擁有一定影響力。能符合以上兩個條件的政團不多。綜觀是次總辭之泛民議員,大都沒有明言爭取外國制裁香港;除公民黨外,其餘留任派大都沒有在民主派初選時參與聯署本土派發起的《抗爭派立場聲明書》(按6月11日版本)。因此,如何確保這批中央「默許」的潛在反對派能夠在政治上保持一定話語權,又不至威脅港府、中央,又能與體制外之激進派至少保持均勢,成為中央另一考慮之處,亦是其他東歐混合政體管治藝術之處(the art of authoritarian control)。

要做到這點,首要確保泛民的參政議席長遠雖保持弱勢但不至大減,以免成反對派內的少數派。正如前文所言,未來一年的政府議案只會削弱泛民作為反對派的認受性及credibility,增加其「負資產」,長遠不利中央要建立「忠誠的反對派」之所需。

這亦解釋了為何人大在泛民率先預告總辭下,仍頒布決定,執意DQ四子。此舉既能將不受中央認可的四子以至公民黨排除於體制外,更重要是順水推舟,即加快議案通過之餘,讓泛民暫時遠離是非之地,以減少激進派對泛民的misplaced blame。初步看來,泛民藉「DQ4」決定總辭,民主派陣營的反應是正面的。連登討論區更罕有地較少苛責或嘲諷泛民,認為其「遲辭總比唔辭好」。

簡而言之,中央與泛民雖各有盤算,但藉「DQ4」事件促成泛民總辭或許是雙方「意外的共識」(tacit/unintended consensus)。

《雍正王朝》劇情 或是香港政局寫照

說到此處,讓筆者想起1990年代末風靡一時的內地宮廷劇《雍正王朝》的劇情。其中章節,講述康熙皇帝在駕崩前夕,將正爭逐皇位的四王爺、八王爺,及一眾朝廷重臣如張廷玉、馬齊等降級撤官。當時,四王爺(後來的雍正皇帝)大惑不解,並一度心灰意冷,認為康熙已選定其弟、遠在塞外卻擁有兵權的十四王爺為繼承者。然而,雍正的家臣鄔先生卻有另一番見解,並向雍正明言撤官反而是喜訊。康熙撤的皆是有能之士,在爭奪皇位白熱化階段,可免其捲入是非,亦讓新君即位後有賢才可用。

最後,劇本如有雷同,實屬巧合。雖然是廿多年前的劇情,但這或許是2020年以後香港政局的寫照——促成泛民先撤,留有後用。唯一可惜的是,如今等待着泛民的新身分及「任務」則象徵民主倒退。

作者是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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