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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辭後的抗爭路徑不浪漫(文:黎恩灝) (09:00)

全體泛民主派議員宣布「總辭」,退還人大恩賜的委任議席,以示對人大常委授權特區政府「DQ」4位泛民議員的抗議。

立會將成國際公認橡皮圖章

依法行事,不等於符合公義。民主化理論一直強調,衡量制度是否民主,不止關乎選舉是否一人一票,還要有實質意義的競爭,即容許反對派參選競逐政治權力。香港從未出現過有意義競爭的民主制度:真正把握權力的行政首長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立法會只容許部分的民主派參選;民主派即使在選舉得到過半數選民投票授權,但在功能組別制度下仍然是少數,分組點票的設計令民主派的議案往往比更少數民意授權的建制派否決;即使民主派有能力和策略在現有制度爭取議會席位過半,政權也能砌辭取消選舉,其間用盡現有法例去懲治議員、恫嚇有志參選之士。

今次泛民總辭,對國際社會而言,是一個重要警示:就是香港的反對派,不再參與無實質競爭和制衡權力的立法部門,香港的立法會,將會成為國際公認的橡皮圖章;留在議會裏繼續接受委任的「議員」,將會被各界視為一個助紂為虐的整體,無分軒輊。

總辭者被政權報復可能性極高

可能對不少泛民支持者來說,總辭是吐了一口烏氣。看看建制派議員氣急敗壞,寧願延遲開立法會財委會也要開記招去批評泛民總辭。用他們的語言,就是浪費納稅人的金錢不開會去搞政治;捨不得對手離開擂台,不想唱獨腳戲又不敢挽留對方,相當滑稽。

不過,泛民總辭並非為了引看官對橡皮圖章「得啖笑」;總辭之舉也不浪漫,因為總辭者會被政權報復的可能性極高。目前有至少7位已經或將會離任的泛民議員面臨「藐視立法會」等罪名的審判;被「DQ」的4位議員,以至其他議員,會否被政權以《國安法》或違反誓言來拘捕,也是未知之數。總辭會否增加民主運動的抗爭熱度,甚至令運動進一步激進化,端視乎總辭者及其政團對議會的態度。

什麼情况下 非暴力抗爭會升級?

最近,有兩位研究國家內戰的學者Micha Germann和Nicholas Sambanis,試圖解答一個學術問題:究竟在什麼情况之下,非暴力抗爭會升級為暴力衝突甚至內戰?他們以種族矛盾催生的自決運動和分離主義運動為例,借用「自決運動」(Self-determination movements, SDM)和「種族權力關係」(Ethnic Power Relations, EPR)兩組數據為基礎,分析1945到2012年、120個國家內發生的自決運動,查考「政治排拒」(political exclusion)和「喪失土地自主」(lost autonomy)兩個往往被認為是製造種族不滿的來源,對暴力升級有何重要性。

所謂「政治排拒」,是指某種族被排拒參加政權的管治聯盟,令聯盟缺乏能實質代表該族群的成員(meaningful representation);至於「喪失土地自主」,是指某族群自主管理的土地(territorial self-rule)比過往縮窄。兩位學者發現,政治排拒的因素,雖然和自決運動升級到暴力衝突的關聯性強(robust association),但政治排拒和發動非暴力自決運動的關係就較弱。換句話說,一個種族被政權排拒出建制,不等於他們會發動波瀾壯闊的分離運動。兩位學者認為,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種族成員可以選擇爭取回到體制和權力核心,重拾在執政聯盟中的位置(mobilizing for inclusion),減少主流派系壟斷政治和經濟力量;故被排拒的種族,尤其對於曾參與體制的人士來說,往往會選擇重回體制多於發動體制外抗爭。但喪失土地自主的族群就不同了:要重奪被剝奪的土地,發動非暴力自決運動的誘因比參與建制更大。

不過,兩位學者並無完全排除政治排拒對暴力升級的影響。政治排拒不單減少了參與政治體制的路徑,更削弱了以非暴力方式去表達不滿的機會。當以非暴力路徑處理糾紛的政治機會愈來愈有限,國家爆發政治衝突甚至內戰的可能性就會增加。

以政見來區分的政治排拒

兩位學者的分析,當然並非完全對應香港的政局。香港主流的民主運動並非自決運動,即使香港社會愈來愈強調香港人身分,不等於香港人自視為一個種族。現有的民調研究亦多次反映,香港人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動機最主要是來自修例和警暴;運動的五大訴求,也在目前憲制框架內可行。而且,除了備受爭議的一地兩檢安排被輿論形容為「割地」之外,香港特區的版圖,並未出現根本的變化。

不過,香港的確存在以政見來區分的政治排拒;香港政府和公民社會的自治程度亦不斷減退──教育界、新聞界不斷受到親中媒體攻擊,甚至有從業員被政權以法律手段報復和吊銷牌照,震懾作用顯著。

投入公民社會抵抗 抗爭旗幟更鮮明

如果泛民總辭之後,仍然是盤算如何扭轉政治排拒的局面,爭取重回香港政治體制之一的立法會的話,那麼總辭就難以令抗爭升溫,因為這個思路,仍然局限在「攞番個位」,容易由爭取民眾支持,轉變為爭取政權寬大,容許泛民可以重回議會。畢竟,總辭議員及其梯隊能否再參選,始終掌握在政權手上。用另一個角度,政權如果選擇減低鎮壓成本的路徑,就會千方百計去游說泛民議員,總之為資源又好、為修補撕裂又好,回心轉意,繼續參選,營造假競爭、偽多元的議會政治。不過,當政權要除「異」務盡、趕狗入窮巷的話,暴力衝突的可能性就會更高。而目前的局勢可見,政權似乎選擇了後者。

倘若泛民總辭後的運動方向,是強調香港自治全面倒退、委身投入公民社會的抵抗運動,而非只着緊在重奪議席的話,那麼,民主運動的抗爭旗幟就會更加鮮明,反正「忠誠反對派」的角色,可以交由袁彌昌、李啟迪等自號「中間派」人士來扮演。不過,政權必定會更加嚴厲打壓反對運動,報復不買委任帳的泛民議員。

對不少香港人來說,九七後香港政權的認受性,最主要是來自「馬照跑、舞照跳」、容許反對派參與政治體制,以及對民主普選的期許。如今這3個認受性來源均已告終,泛民在民主運動的位置,要走向哪一條路徑去面對政權、要負上多少政治和司法代價,的確不是一個浪漫的選擇。

延伸閱讀:

Micha Germann and Nicholas Sambanis(2020), "Political Exclusion, Lost Autonomy, and Escalating Conflict over Self-Determ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p.1-26 . Doi: 10.1017/S0020818320000557.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法學院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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