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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新憲制秩序下的司法改革(文:邵善波) (09:00)

去年反修例風波產生了一個意外的後果,就是香港的司法體制在事後處理有關案件時的表現,成為了社會重大爭議的另一個議題,延續了因反修例風波造成的社會分裂。是非糾纏不清,分歧不斷擴大,問題仍在發酵、延續,未見如何了結。

在這爭議中,出奇地,特首及大法官均多次強調「司法獨立」的重要,但這是個從來沒有人質疑及反對的原則,那為什麼會引起他們作出這樣的反應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更指出「司法獨立與政治無關,法院並不關心政治」。這裏有兩個問題。首先,無人否定司法獨立的重要,或認為司法獨立與政治有關。目前的最大爭議,是有些人認為一些法官在審案、判案時的表現,有強烈的政治取態及傾向,判決並不合理及公平。這不是一句「無關」,就可以化解社會對司法部門的這些質疑。

「社會批評影響司法獨立」不能成立

這爭論難以單從字面上得到解釋。大法官及特首強調司法的獨立性,顯然是對社會批評一些法官的回應。潛台詞是認為社會上這些批評,會影響到司法的獨立性,但這卻是完全不能成立,也不能接受的論點。

法官獨立判案,不受任何壓力的影響,這是他們的專業要求。無論社會上的爭議多大,他們都應該以專業精神,按法律及案件的事實,無私地、無畏地獨立判斷。如法官不能在這些壓力下,維持專業操守,他就不是一個稱職、合資格的法官。用一個極端的例子,如有法官審案時,有人公開恐嚇他,指若他不按其意思判決,就會對他的家人不利,這必然會對法官造成巨大的壓力,但這會影響他的獨立操守嗎?面對社會的批評,而高呼要維護司法獨立,就是以為這些批評,會左右法官的判決,這是低估我們的法官的專業水平,對他們的專業操守沒有信心。如我們的法官在面對公眾的批評時會喪失自己的獨立判斷,那不是社會對他們施壓的問題,而是法官的個人專業操守的問題。

特首曾表示外間不應批評法官,這是一個既保守又過時的態度。在現今開放的社會,不可能要求社會不能批評一個重要的部門的表現。特首很快也改變了原有態度,但就指出批評要「恰當」和「有理有據」。社會上這些批評,雖無可避免會有一些情緒性的表現,但絕大部分的質疑,都是有理有據的,政府及司法部門應嚴肅地處理和回應。

不幸的,是面對這爭議不可能有冷靜公平的討論。大法官可以在不同的場合發表他一些原則性的意見,但不可能針鋒相對地,來來回回與異見者辯論。理性的交流,主要的責任在政府、學術界和法律界。

回歸後司法機關過度膨脹權力及角色

事實上,造成當前司法體制的危機,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在「一國兩制」安排下,香港原有的司法制度和人員,都基本上獲得保留,維持原有的運作。這是香港原有制度不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其實在回歸後的憲政及政治體制下,司法這一部分,在1997年後已產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獲國家授予司法上的終審權,這是香港法院從來沒有的權力。與此相關的另一大變,是香港有了一份有憲政地位的《基本法》,覆蓋了整個法律及司法制度。香港由一個基本上沒有成文憲制法律的英國式普通法制度,變成一個美國式的、有詳細的成文憲制文件的法律制度。

香港原有的憲政文件,是由英國政府單方面頒布的《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這兩份文件簡單地規定了香港政府的架構,更強調倫敦政府對香港駕馭的權力,其中倫敦任命派出的總督,對香港的一切事務差不多有絕對的權力。在這樣的基礎下,政府的行為鮮有受到司法部門的挑戰,市民差不多不可能以司法覆核的手段,要求法院推翻政府的決定。

香港回歸後,香港的司法界,起碼就缺乏經驗及應對原則,本來就應謹慎小心地面對新的憲制體制,及基本法這成文憲制文件。但法院不單止主動奪取了違反基本法的審核權,更曾經一度聲稱自己對國家的主權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行為,也有審查權,如違反基本法,可宣布人大的決議無效。香港的司法機關過度膨脹自己的權力及角色,是回歸後的一大問題。終審法院雖然最後作出聲明,隱晦地撤回這權力,但問題並未獲得根本的解決。

處理人權及自由案件 是價值觀念判斷

相對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基本法的覆蓋範圍非常廣泛,更有維護香港人權力及自由的條款,這給予香港的司法機關一個全新的「政治」任務,就是如何維護港人的權利及自由。這對一個傳統上未處理過這類問題的司法體制,是一個重大挑戰。這也是兩位首席法官李國能及馬道立的盲點,認為法庭與政治無關。但是,處理這些人權及自由的案件,涉及不同價值觀的衝突,個人權利與公眾利益的取捨,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價值觀念的判斷,法律及事實都不是判決的主要根據,而是法官的個人取態。最能說明這問題的,就是涉及同性婚姻一系列的爭議。強調司法判決在所有情况下都不是一個政治行為,是在有成文憲制法律,及有維護人權自由條文的情况下,睜着眼睛講大話,無視司法人員在新體制下的角色與責任。

應回到回歸前自我約束及審慎的態度

香港回歸後的司法操作原則,應重新回到回歸前的,有限的、自我約束的,及審慎處理案件的態度。堅守司法制度的基本角色,在面對社會不同的價值觀的衝突時,應避免將司法機構牽涉其中,盡量尊重立法及行政機關的職權,讓政治及價值衝突問題,通過政治程序來解決,而不是以法官自身的個人傾向作出裁決。應盡量避免以案例任意製造新的法律,雖然在普通法下,他們有本應是有非常狹窄的權力及角色。在香港維持以專業標準挑選及任命法官,不像美國以政治程序審核任命的體制,司法人員在涉及政治及社會價值衝突中維持自我約制,尤其重要。在香港回歸後,整個司法制度中的人員適應新的憲制體制及職責的過程,首席法官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明年,香港將迎接第三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上任。希望在他的領導下,香港的司法操守,能夠逐漸摸索到其在新憲制秩序下應有的角色。

司法制度的威信及市民對其的尊重,是社會的重要資產。在社會嚴重分裂的情况下,如爭議損害到市民對司法制度的信任,將會是整個社會的損失,也是一個不能承受的傷害。司法機關的公平、公正,排除政治傾向和個人取態的表現,是化解社會分歧的一個重要機制,而不應該是加劇社會分裂的另一個鬥爭平台。盡快將這些有關司法體制表現的討論引向理性、冷靜的對話,是各方面的責任,其中特首及政府的角色及表現更是最為關鍵。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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