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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前更強大的資產階級(文:李峻嶸) (09:00)

近日有兩宗與房屋政策有關的新聞,雖然沒有多少人關心,卻可能有頗大的象徵意義。第一宗新聞是政府決定放棄推動「一手樓空置稅」。2018年6月,當特首快滿一年的林鄭月娥提出了6項「房屋政策新措施」,其中一項是向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單位徵收額外差餉,即坊間俗稱的「一手樓空置稅」。政府本來的計劃是在2019至2020年立法年度完成相關的立法工作。但最後《2019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未能在該立法年度完成立法程序。運輸及房屋局曾在今年6月發稿表示對法案未能通過感到失望。但幾個月後的10月19日,運輸及房屋局索性宣布不會再將法案提交立法會,即放棄設立「一手樓空置稅」。局方的說法是因為先前立法會委員會審議議案時,委員意見兩極,而且「社會上亦有強烈的不同聲音」,再「考慮到最新的經濟情况」,所以撤回草案。

撤回「一手樓空置稅」的消息宣布一天後,林鄭月娥就表示要設法增加房屋供應,並聲言打算更多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以收回近400公頃土地作公共或公營房屋用途。同日有記者就林鄭的計劃訪問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時,劉業強沒有說土地持有人會抵制政府動用《收回土地條例》。但他的即時反應包括了以下一句:「經歷這麼多社會事件,政府沒有能量(應對)更多的社會摩擦」。換言之,如果政府動用《收回土地條例》,劉業強似乎對於土地持有人能爭到最大利益感到信心滿滿。

從政府棄空置稅與劉業強言論看大勢

將政府放棄「一手樓空置稅」的決定與劉業強的言論放在一起看的話,就可以見到香港現時的政治大勢。

就算行政長官不是由普選產生,但特首也要顧及民望。上任特首梁振英曾說過房屋問題是其施政的「重中之重」,林鄭月娥上任之初也視房屋政策是自己可大展拳腳的政策範疇。其實就算真的有「一手樓空置稅」,也絕難說是對地產商利益的重大打擊。但要推動損害地產商利益的政策,以大商家在香港的政經地位和影響力,實是難事。兩年前林鄭宣布要推動該項政策時,大概認為該政策只針對地產商不針對小業主,而且大部分民主派力量和建制派中親基層的一派都會認同「一手樓空置稅」,再加上當時溫和泛民願意容忍林鄭政府,政府就有能量抵禦地產商的反對。

去年年中爆發的超大型社會運動,卻打破了林鄭政府原有的如意算盤。原本對林鄭尚算客氣的溫和民主派,不得不變得強硬。雖然這場抗爭有其深層次遠因,但林鄭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引爆埋藏在社會上的計時炸彈,按常理應該鞠躬下台,以示負責。但北京將香港的這場抗爭定性為危害國家安全,甚至是西方勢力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的序曲,於是不讓林鄭下台。認受性早已大減的林鄭要做滿任期,又要面對壯大了和立場比以前強硬得多的「黃營」。政府要維持其管治「威信」,更要依靠大資本的支持。在這格局下,政府還怎樣有能量推動會威脅到大資本利益的「一手樓空置稅」?

近年「民生牌」不需資本做太大退讓

不論是殖民時代還是特區年代,香港政府都要為大商家的利益服務。但政府如要有效管治,也要為市民提供基本服務和盡力確保眾人能過體面生活,否則「攬炒」情緒就算沒有政治危機催化,也會在社會上瀰漫。這大概也是上世紀70年代殖民政府加強改善社會福利的考量之一。

四五十年前,香港經濟正處騰飛期間,因此就算政府沒有真的針對大資本的政策,也可以令到普羅百姓感覺到生活質素有所改善。

21世紀的香港,早過了那個經濟連年急速增長的年代,政府要祭出長期措施顯著改善中下層市民的生活質素,大資本讓利可謂基本要求。

然而,香港的大資本既掌握着民生命脈,《基本法》中的不同條文和安排又保障了他們的利益和影響力。於是除了最低工資成功立法外,近年特區政府所打的「民生牌」,往往都不需要資本做太大退讓。例如年底將會落實的延長產假到14周,新增而來的產假薪金就將由政府承擔。而政府放棄「一手樓空置稅」和劉業強的那番話,正反映着政府變得比以前更弱勢後要進一步向資本妥協。

政治危機令資本有更大議價能力

就算林鄭政府已沒有改善平民百姓生活質素的意志,它仍然要面對基層建制派那邊的壓力,在民生事務交一些功課。但這年多的政治危機卻令到資本有更大的議價能力。

取消強積金對冲機制在兩年前已去到政府提出所謂「終極」方案的階段。用政務司長張建宗自己的話說,該方案是商界承擔最小的方案。但今年幾乎已無與取消強積金對冲機制相關的消息傳出。去年底勞福局長羅致光說過,取消強積金對冲機制的法案是以2020年底提交立法會為目標,會否又有變數?今年年初林鄭宣布要將勞工假期增加至與公眾假期一樣的17日。最新的進展是政府建議由2022年開始增加勞工假期,但要到2030年始完成增至17日。用10年時間來增加5天假期,已頗荒唐。但勞顧會的資方代表施榮懷還說得出:「自己未想到原因加到17日。」

讓政府受靶或更划算

呂大樂在近作《尷尬》中提到,香港的資產階級根本沒有積極參與政治和扮演領導角色,而是甘於以支持政權來換取其利益受到保護。呂大樂是以「一國兩制」運作的層面去批評商界的角色。但或者對資本而言,既然原有香港的經濟結構就已極度親商,在輿論場上維持低調,讓政府頻頻受靶而淪為弱勢政府,可能真的是更為划算的手段。

作者是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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