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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選與外交政策:「制衡北京」的進路(文:陳家洛) (09:00)

話說在前頭,民調至今顯示的,是今次美國總統選舉促成了一個反特朗普的大聯盟,而不是撐拜登的大聯盟。所以,即使拜登勝選,都不會有當年奧巴馬當選時那種「突破」的形象和氣息,主打疫情、經濟、平等的拜登及其幕僚會以特朗普時代的「亂」,來支持華府調整內外政策和措施次序的「治」,本文的重點在於推測華府在未來4年會如何處理我們都關心的美中關係和外交政策。

在競選期間,拜登對中國的着墨較少,在處理美中問題方面未有特朗普般積極。不過,想深一層,拜登陣營在這方面可以搶分的空間,遠遠不及在疫情、經濟、種族關係等範疇大。拜登推翻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反而對自己選情不利,而較穩妥的取態,是要讓人覺得他在美中「策略性競爭」框架中,保持共和民主兩黨基本共識。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支持拜登的外交政策智庫把北京理解為一個多重性格的對手: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在意識形態、經濟和科技、地緣政治這3方面俱帶來嚴重威脅,可是他們也提出美中在全球有必要避免兩敗俱傷。拜登很大可能會強調即使美中在對立中也有合作的必要,不可以一味對抗,作為調整的切入點。

拜登走不了回頭路

這個「鬥而不破」的論述不算新鮮,和歐盟形容中國為「系統性對手」的策略其實有不少重疊的地方。問題在於,回歸到傳統的格局,走在舊路之上,依靠外交、全球一體化經濟、軟實力來管控俄羅斯或是中國這些對手帶來的風險,分別在歐洲和亞洲地區,均證明失效了。由奧巴馬的「回歸亞洲」,到特朗普的印太策略,華府明顯是針對北京的軍事和地緣力量擴張速度,回應地區盟友的憂慮,在資源投放和外交舉動兩方面逐步升級,在特朗普任內4年尤其突出。國務卿蓬佩奧近日在歐洲和印太地區旋風式的外交動作,北京說成是搞小動作,有其內宣的需要,但其實北京不可能不知道華府的策略目標就是在地緣政治起着阻嚇、制衡北京的作用。

在這方面,拜登要找尋超越特朗普而又符合傳統民主黨套路的地方其實也不難,首要的工作是增強戰略合作伙伴的資源,促使印太、歐洲等地區建立和加固持久可靠的政治、經濟、軍事聯盟。謹慎的拜登陣營選擇不用「新冷戰」來概述美中二元的格局,是要避免思考怠惰,一味比併軍事實力,造成誤判。不過,如果華府不想印太、北約這些聯盟變成紙老虎的話,就有必要認真考慮美國、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期間一個關鍵特色,就是要達至全面的阻嚇制衡,就必須包括向盟友售武、分享情報、緊密經貿文化關係、維持聯盟的內部團結。

鞏固北約印太同盟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在9月公布關於外交政策民調(註)顯示,美國人眼中的三大威脅,分別是疫情(67%)、國內的暴力極端主義(57%)及中國的崛起(55%)。該項調查發現,美國人視歐洲(68%)和東亞地區(59%)的傳統盟友為美國在世界秩序的重要伙伴;超過七成的美國人會支持北約組織,並認為美國應增強其在北約的參與程度(73%),而且認為美國應在外交決策過程中諮詢重要盟友(71%)。

特朗普的作風我行我素,不浪費時間圓滑處理對盟友的不滿,單打獨鬥的方式的確將一些陋習問題點了出來,破壞領袖之間關係事小,但脫離多邊國際合作平台和組織,甚至主動製造分化,破壞了盟友對華府的信心,讓對手有機可乘,分化手段得心應手,則事關重大。美國的傳統盟友期望,拜登如果當選,可望透過多邊平台修復關係,重點由支持特朗普轉回至盟友同意推動的原則、價值觀和行為規範,用賞罰分明的規矩更有效地團結歐洲及印太地區的盟友。

美國鞏固軍事聯盟的方法之一,是藉國防軍事研發項目對高科技產業發展起着積極作用。傳統民主黨總是認為民生開支比軍費開支重要,可是在美中角力激烈的今天,兩黨的共識是投入軍事研發項目之餘,也要因應科技競賽和美國盟友保持穩固的合作與協調關係,對於保護知識產權及網絡安全、針對滲透和間諜活動慎選研究合作伙伴,管理敏感技術的出口、分享、轉移等都會有更嚴格的把關。

要考慮人權和貿易重新掛鈎

在「習近平新時代」下的「一國兩制」,美中在香港的人權、法治、民主這些價值觀的分歧和交鋒不會減少。反正和北京進行隻眼開隻眼閉的「人權對話」其實是一直浪費時間的,就有必要考慮把人權和政治體制和貿易重新掛鈎,講求關係密不可分的條件(conditionality),因此取消制裁港官的機會不大,與香港的貿易和科研合作關係亦不會有放鬆的空間。兩黨和民間團體亦會續推為香港居民提供優先難民庇護簽證的新法案,加上歐洲盟友及印太聯盟,對香港和台灣獲得國際社會關注和回應會有所幫助。

或會接受休止貿戰

在美國重建與盟友關係同時,華府或會將注意力集中在俄羅斯,變相給予緩和中美關係契機,而且民主黨另一大政策主軸是全球經濟貿易對美國中產階級和產業發展的重要性,或會接受休止美中貿易戰,在關稅、「香港製造」等問題上或會較重視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最後,不論最後誰人勝選,未來4年的總統是否有足夠魄力運用重建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之際,推動更大膽的策略來減輕全球經濟過度依賴中國的生產和供應,也是值得留意的。

註:bit.ly/37YEIgN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比較管治及政策研究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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