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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碟門」被冷待 媒體處理正確(文:黎蝸藤) (09:00)

最近,特朗普陣營主攻拜登兒子亨特的「硬碟門」,試圖製造「10月驚奇」。不料美國主流傳媒紛紛冷待。這引發香港社會對美國主流媒體的質疑。同時,臉書和推特都利用刪帖、隱藏標籤和降低推送等措施,減低相關信息的傳播度,同樣引發爭議。不少中文媒體和自媒體指摘,「美國主流傳媒」和社交媒體「偏幫民主黨」,失去了媒體應有的「客觀中立」原則,「虛偽之極」。

筆者認為這些指摘統統難以成立。需要指出,「主流傳媒」和社交媒體的表現是完全不同的問題,必須分開討論。礙於篇幅,這裏只討論前者。

完全客觀中立媒體幾乎不存在

在指摘「主流傳媒不公正」的人看來,媒體本應是一個為社會大眾傳遞事實真相、提供公平客觀報道的平台。但這是個虛假的靶子。

現實中,完全客觀中立的媒體幾乎不存在。以香港為例,《蘋果》親民主派;《明報》、《信報》立場偏中立;《星島》、《東方》親建制派;《大公》、《文匯》都是「黨媒」。有線電視是民主派的最愛,TVB則被很多人說成「CCTVB」。這些媒體都有立場,香港人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再去指摘它們「不客觀中立」。同理在美國也如此。大報中,《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親自由派,《華爾街日報》偏保守派;三大新聞台,CNN、MSNBC親自由派,霍士新聞(Fox News)親保守派。至於這次爆料主力《紐約郵報》和布萊巴特網都是右翼媒體。它們的立場都是鮮明的。

即使在同一家媒體,不同部門對「客觀中立」也有不同的要求。以美國紙媒為例,通常新聞部門、社論、評論乃至專欄是分開的。新聞部門力求「客觀中立」,平衡報道。社論代表報紙立場,從來沒有「中立」的要求:美國非常多報紙在競選中都以社論形式表態自己支持哪一方。評論提供場地給各方發表意見,它們不代表報紙立場,會盡可能地讓各方表達意見。筆者訂閱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評論版常可看到不同立場的評論。專欄則介乎評論和社論之間:專欄作家大多有固定的政治取態,聘請什麼專欄作家多少也代表了報紙取向。有責任感的媒體多半盡可能多樣化地挑選作家。如紐約時報在2016年後專門聘請保守派專欄作家懷斯(Bari Weiss)。最近懐斯認為報社干預自己寫作自由而辭職(註),引起熱議,但無法否認紐約時報為此曾做出努力。

在美國這個言論自由的社會,民眾獲得不同立場的信息,不是源於某個特定媒體「客觀中立」,而是讓持有各種不同立場的媒體百花齊放,讓民眾兼聽則明。當然,這也依賴民眾是否願意「兼聽」。

「真正」與「所謂」主流媒體的區別

有趣的是,那些指摘「主流媒體不公正」的人卻很少認為自己支持的媒體不公正。比如這次事件中,有人為說明紐約郵報是可靠的,就強調紐約郵報發行量全美第四,是「主流媒體」。但為何這個「主流媒體」幾乎從來不報道對特朗普不利的消息?為什麼它就可不顧「客觀中立」原則?如此說來豈非雙重標準?顯然,這些指摘者也心知肚明,「所謂的主流媒體」不是「真正的主流媒體」。

那麼,「真正的主流媒體」與「所謂的主流媒體」的區別是什麼?筆者認為有兩點。第一,前者新聞部門基本上還力求大致上客觀和平衡地報道。第二,前者即使在報道上有所取捨,詮釋或使用春秋筆法,還可能藉題發揮,但基本上還稱得上基於事實(based on fact)。

這可用最近例子說明。紐約時報9月28日聲稱從某種途徑獲得特朗普的退稅表,指出特朗普在過去18年有11年沒有交個人所得稅,2016年和2017年都只交750美元。特朗普以750美元只是「手續費」,及他此前已「預交幾百萬的稅」為辯護。共和黨陣營則辯護:特朗普創造了很多工作機會,貢獻遠在個人所得稅之上。其實,該報道只是紐約時報「片面之詞」,但沒人質疑這個事實的可靠性。同理,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有「秘密的中國帳戶」,交給中國的個人收入稅比交給美國還多。特朗普和支持者也沒有質疑說法是否屬實。

換言之,在絕大部分情况,儘管有人會對這些「主流傳媒」的處理手法感到不滿,但都預設它們所報道的事實沒有大問題。這種聲譽要經過長期積累,並非一朝一夕可達成,這就是「真正的主流傳媒」的價值所在。

當然也要指出,特定某家主流媒體只能保證報道事實,而無法確保它報道出「事實的全部」,這往往有賴各家媒體從不同側面的報道拼湊在一起才能得知全貌。

特朗普私人律師孤證 媒體冷待正常

主流媒體冷待亨特硬碟門事件,有非常能成立的理由。

首先,材料最初只有一個源頭,出自有炮製陰謀論惡名、又是特朗普私人律師的朱利安尼之手,材料中也沒能找到支持其指控的足夠證據。

朱利安尼說聯邦調查局(FBI)已擁有材料接近一年,FBI卻沒有行動,缺乏公權力的背書。根據紐約時報報道,朱利安尼最初找華爾街日報(可見他深知真正的主流傳媒的價值所在),結果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分析過郵件,認為無法找到拜登牽涉在內的證據,拒絕發表。無奈之下,他才找紐約郵報。紐約郵報的資深記者即第一篇報道的主要執筆人,因懷疑信息可靠性,不肯在報道上署名,以致由一個年輕的次要作者頂上,才不至於成為沒有署名的報道。這樣的孤證,媒體冷待是正常的。

到自稱亨特的合伙人博布林斯基發表聲明,實名指控拜登牽涉其中後,相當於出現第二個源頭。博布林斯基原先名不見經傳,難以確認其可靠性,但其他媒體也開始謹慎跟進。然而,紐約時報和(親特朗普的)霍士新聞獨立地分析過博布林斯基提供的新材料,也認為「沒有拜登牽涉在內」的證據。

2016年「電郵門」後媒體深切反思

其次,爆料非常接近選舉,有很明顯的製造10月驚奇影響選舉的意圖。這令媒體不得不更謹慎。

在如何報道這種選前的突發性新聞,媒體有過慘痛教訓。2016年,俄羅斯通過散佈假新聞影響美國大選的事還歷歷在目。更重要的是,時任聯邦調查局長科米在選前約10天宣布,發現希拉里「電郵服務器門」的新材料。主流媒體蜂起報道,嚴重打擊了希拉里的選情。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選前兩三天科米又說「新材料都是舊材料的拷貝,維持不建議起訴的結論不變」。這個「白費工夫」的事件是導致希拉里敗選的最後一根羽毛,不但希拉里受無妄之災,也徹底改變這4年的政治。

主流傳媒事後深切反思,認為在接近選舉時刻,以搶新聞心態密集報道,雖沒有違反新聞原則,但客觀後果是對選民的不負責,甚至有被人利用的可能。若類似事件再發生,報道手法必須改變。對比2016年和這次事件,科米是FBI局長,有公權力,而如前所述,這次事件至今都沒有公權力背書。

因此,在批評媒體冷待時,不能脫離信息可靠性、特定時刻和明顯目的等元素。若此事發生在平時,即使可靠性成疑,筆者也完全同意媒體應更深入地調查報道。然而在選前,可靠性存疑,主流媒體的處理方式完全正確。

註:bit.ly/3jCL73v

作者是旅美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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