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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後的香港新聞專業(文:陳智傑) (09:00)

2019年以來的社會動盪,讓香港新聞專業處身於前所未有的夾縫中。新聞機構及從業員,對外被不同政治立場的陣營和勢力抵制,對內則面對不同政治立場的同事、管理層及東主之間的矛盾衝突。中立報道、事實為先的大原則,漸漸淪為一種政治爭議:不同政治陣營的人,都指摘香港傳媒機構報道偏頗失實。香港新聞行業專業形象受損,已成為難以否定的社會現實。

新聞專業形象固然跟新聞從業員的表現有關,但亦要奠基於社會環境和政治氣氛。中立報道、事實為先的新聞原則,往往要植根於相對溫和的政治氣氛、中立派和鴿派相對有發聲機會的社會土壤中。在政治氣氛大致有商有量、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衝突未至於勢成水火、政見差異尚未提升為宗教化的絕對價值之下,新聞工作者才有空間探究不同政治陣營的立場,大家才有互信基礎促成建設對話。相反,在社會嚴重撕裂、政見之爭就如教派衝突、不同陣營都不會對「敵人」手下留情之時,新聞工作者亦難有空間去取信不同政見人士,更不用說要促成社會對話。

專業中立論述再難取信 不止新聞界

再者,要實踐政治中立的專業價值,前提是社會政治力量的分佈要相對較平均:政治光譜較闊、有不同的立足點和社會基礎,未有一個「超級老大」;政府與公民社會能有互動,使官府行使公權力時要平衡各方利益;政治權力並未與商界財團連成一氣,公民社會的其他成員能發揮輿論監督。在政治力量較為分散,政府的公權力、商界財團的財力,以及民間輿論的監督力相對均衡的狀態下,新聞工作者以至其他的專業人員,才有充分的社會條件講究政治中立的專業價值。

如果社會出現緊急狀况,讓公權力突然膨脹、民間社會難以制衡;又或者市民大眾覺得某一方的政治經濟實力在香港太過懸殊,強大得已掌控了香港的命脈,則政治中立的原則便再難取信於社會大眾。任何的公共決策、政治決定和專業判斷,在市民大眾覺得政治經濟權力不平等的情况下,都很容易會被解讀為偏向某一方,又或是在某一方的政治操控下得出的結果。

專業中立的論述再難取信於大眾,並不止是新聞界的問題。就連素來備受香港社會深信為法治基石的司法機構,在香港社會嚴重撕裂、政治衝突宗教化,及價值差異絕對化的環境下,司法人員所作出的判決,亦往往受到不同政治陣營的質疑及攻擊。商業機構在如此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有時亦難言在商言商:任何員工的政治表態、在什麼媒體平台刊出廣告,以至是跟內地的業務往來,不時都會招來網絡平台的政治指摘和杯葛動員。當然,作為社會傳訊及輿論平台的新聞機構,其專業中立的形象亦自難倖免。

新聞公信力降 港人更關心網絡假新聞

環顧全球,新聞的專業、中立、可信形象遭受衝擊,亦並非只是香港獨有。由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發表的《2020年數碼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 2020)亦顯示,世界不少地方於去年都出現新聞公信力下降的現象(頁14/15)。在香港(持續示威)、智利(持續示威)、墨西哥(擔心社會前途及出現暴力事件)、英國(擔心脫歐、選舉撕裂以及攻擊傳媒報道),認同大部分新聞都可信的受訪者百分比,都出現雙位數的百分點跌幅。美國的跌幅雖然小,但其只有29%的人相信大部分的新聞,數字跟香港(30%)相若。

報告同樣顯示,在社會危機下,部分社會人士亦會較為關心網絡假新聞。在香港,有51%的受訪者關心網絡假新聞,較去年報告的數據上升6個百分點。報告指出,在美國有67%的受訪者關心網絡假新聞;而芬蘭亦在俄羅斯的影響力下有56%的人關心網絡假新聞。

傳媒有的圍爐取暖 有的靠財團支援

當然,類似的研究發現,在不同社會自有其故事,有時未必能一概而論。然而,每當社會出現危機和緊急狀况,社會政治力量的分佈必然有所突變,政治氣氛亦容易勢成水火,大眾對現行社會制度的信任亦會出現問號,專業中立的形象亦變得備受爭議。新聞傳媒在如此情况下,有的便開始「圍爐取暖」,向政治立場相近的讀者群靠攏,以立場形象投其所好,繼續維持其受眾基礎和銷量。要不然,便要靠政治經濟力量支持,以友好財團提供財政支援,但其專業中立的空間亦會變數大增。如果社會在危機過後,公權力開始回復常態、民間社會能重拾跟政府的政策及社會互動、政治光譜慢慢回復多元狀態,則政治中立的專業空間才有希望重新滋長。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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