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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育走當行的道 談禁忌與批評(文:潘宇軒) (16:00)

教育局取消一名九龍塘宣道小學教師的註冊,局方的書面發言稿稱,教師「有計劃地散播『港獨』的信息……把課堂重點放在香港獨立的課題上」;坊間對教育局行動的質疑包括局方是否歪曲了教案原來的學習目標、指控教師「有計劃」時是否基於合理而全面的推論、取消註冊的過程是否合乎程序公義、教師被剝奪的權利是否合乎比例、以至用行政決定直接控制專業註冊的制度是否不合時宜,甚至擔心造成寒蟬效應而影響教育質素等。然而,假如我們從「散播港獨信息」這書面指控本身出發,也許會發現這反映了教育當局在此事上如何看待教育本身。這不單是一名教師的自由及權利問題,而是社會利益攸關、香港莘莘學子日後是否能受專業教育的問題。

教育當局對上述教案及課堂的書面指控是「散播港獨信息」,指其「把課堂重點放在香港獨立的課題上」,楊潤雄先生亦稱「學校不應亦毋須在課程討論」港獨議題。的確有人認為教育有時需要禁止學生得到某些資訊,甚至設立禁忌本身就有最好的「教育效果」,諸如為了防上學生濫用藥物,便不應讓其接觸相關資訊,否則便會「散播『吸毒』的信息」,引起學生嘗試的推論。然而,這種假設其實反映的是「不教育」──認為教師或成人無法協助學生合理地思考及判斷,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實際的問題是它並無法處理已於校園以外接觸到相關資訊(包括政府的禁毒宣傳)的學生所需,失去了讓成人適當引導他們消化相關資訊的機會。假如將來有教師希望避免小學生認同「港獨」這種政治主張,禁忌式的教育又是否有效的途徑呢?

禁忌式與無情批評的教育假設

除了禁忌,毫不留情地批評也是一些人心目中的教育取向。局方副秘書長在記者會上指出,課堂工作紙其中一題請學生根據影片內容指出「提出港獨的原因是什麼」,認為題目設計令學生只能按影片的內容作答,甚至進一步指其「強加」該思想於學生身上。從教育的角度看,我們固不能只抽取工作紙的一題判斷整個教學設計,更難言該題的用意是強加任何思想,但的確有人會認為其工作紙沒有引導學生大力批評「港獨」這種政治主張(雖然在港台節目中已反映不同立場意見),反而探討主張港獨者提出的原因,可能會令人產生同情。

讓我們再以藥物教育為例,假如教師在一節課堂中詳盡引述濫藥者的真人故事,讓學生根據故事內容指出其用藥原因,而無引導學生「正確地」口誅筆伐主人公為「廢青」、「唔死都無用」,反而令學生理解濫藥者複雜的內心世界,是否就等於在教學設計上專業失德、甚至鼓勵學生濫藥呢?做戒毒工作的前線同工或能了解,藥物輔導不應忽視的是濫藥背後反映的「需要」──不論是尋求認同、逃避傷痛、缺乏希望等,因為只有在有空間跟對方一起思考行為背後的需要,以及考慮各種滿足認同、緩解傷痛、創造希望的方法時,才能協助其選擇對己對人傷害最小的行為──不是「不准……否則……」,而是「除了……,我或者也可以……」,教育和輔導的專業知識讓輔導者有能力作出比一味批評更有效的「教育決定」。

提供信息引導合理判斷

假如將來有教師希望在歷史或通識科中建立學生的國族身分認同,單以批評阻嚇式的教育是否有效呢? 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空間,協助學生探討一些住在香港的人為何沒有產生「我是中國人」的認同,讓教育的專業人員協助下一代思考其各種想法及行為背後的真實需要呢?

在互聯網時代,禁止信息傳播、或只提供成人給予的「標準答案」,常常無法回應新一代的教育需要,而對教育的專業認知則讓我們明白有其他可行的教育方法。

我曾觀察過一些「禁毒教育」的課堂,導師以相當多的篇幅介紹各種常見被濫用的藥物的外形特徵、藥效、甚至指出其醫療用途等,這種「散播信息」、「把課堂重點放在違禁藥物上」的設計,是因為其背後對「教育」的假設跟禁忌式的「禁毒教育」不同:禁忌並非有效的「教育」,反之,學生需要準確的資訊作出合理判斷,那怕相關資訊是有關違禁品的。

此外,我們也見到有些「禁毒教育」讓學生探討濫藥行為背後的需要,讓他們在理解及反思「人們選擇吸毒的原因是什麼」後,作出在現實限制中最合理、可行而負責任的選擇,相反,不顧真實需要的批評只會令年輕人不再願意溝通,被迫在欠缺支援下作出選擇。

假如有上述認識,教育局副秘書長把教案中介紹一個被政府列為非法組織的政黨之宗旨和政綱,從原書面中「散播港獨信息」口頭演繹為「重點就是想宣揚它的港獨政綱」的指控,又把讓學生理解政黨政治主張原因的題目指為「強加」該思想於學生身上,便是欠缺上述教育認知而錯置的批評,忽略了提供資訊本身是中性甚至具教育性的行動,也忽視了理解主張背後的需求對認真解決問題的重要性。

假如教育當局據以取消教師註冊的主要指控是「有計劃地散播『港獨』的信息……把課堂重點放在香港獨立的課題上」,而證據單是圍繞該兩小時課堂的設計及實施的話,我們應好好思考這種錯置批評造成的後果──阻止學生獲得全面信息及理解現象背後起因──將會是一種怎樣的(不)教育。

錯置批評造成的後果

雖然本文並非由言論自由教學的角度出發審視,但從課程角度看,實踐任何教學目標時,個別課堂以至整體課程的規劃是同樣重要的。單以被當局抽取檢視的一節課而言,教案所引用的基本法及世界人權宣言是香港政府認同並具法律效力的原則,所運用的時事節目內容亦有展示對港獨的不同意見,而非只有片面資訊。從媒體的報道中,相關的生活教育科課程亦已包含「認識祖國」、「我是中國人」等課題,從整體設計看來,學生在科目中得到的教育是平衡的,相關教師只是負責設計課程的其中一課──而他的罪名,乃在於沒有選擇禁忌式與無情批評的「教育」。

執筆之時,讀到宣道小學校長給家長的信,重申學校將「在風雨飄搖的日子,一直謹記學校使命『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離』」,相信這是任何政治立場的教育人員都應有的抱負。至於楊潤雄先生反問記者小五學生是否有能力討論「成個社會點樣走下去」的問題,似乎忽略了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甚至已令一些環保教育工作者開始擔心是否仍能在小學跟學生探討「成個世界點樣走下去」了。

正如其他重要社會範疇,香港教育需要更多公眾討論。你認為香港需要怎樣的教育和教師呢?你認為負責教育的政府官員,又是否帶領香港教育走在當行的道路上呢?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講師

(原文刊於2020年10月1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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