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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還需要一個例外的香港嗎?(文:張炳良) (09:00)

去年10月乃香港前途重要轉捩點。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聲明,依《憲法》和《基本法》治好香港,並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之後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加強代表中央對港監督,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港區國安法》。

國安法實施後,渴求恢復秩序者喜迎「二次回歸」,亦有悲情者憂慮「一國兩制」終結。民情反應兩極,但反映同一現實,即自回歸以來實踐的「一國兩制」,已顯得疲累不堪。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國兩制」良好意願

回想1980年代中央領導人提出「一國兩制」,思維突破、不囿於教條,既安定民心,順利解決回歸問題,又可利用香港經濟優勢,配合內地改革開放,促進國家的現代化及走進世界。當時主調是「兩制」,香港得以很多「例外」,否則水清無魚。

英治時期,香港能創造經濟奇蹟,靠自由、法治和國際化三大支柱,此乃1980年代中英談判和後來基本法致力保留的原有制度特色,亦即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所說老茶壺的茶漬。早年,時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主任(也是草委,後故)安子介便曾倡議「港法治港」。

北京本以為「接管」英殖的官商精英共治秩序,轉移效忠,便可長治久安。不料回歸後港人治港意識澎湃,民主的爭議主導一切,卻未有好好解決,並藉身分政治冒起而擴大發酵;但既得利益不思進取,且體制束縛,致多年來錯失改革機會。

舊思維應對不了新變局

回歸初期穩住社會的四大板塊——即政務官系統、工商專業精英、愛國左派及新興民主派,20年間經歷衝擊分化。到今天,政務官神話不再,建制陣營新舊競逐,深藍新愛國群體崛起,泛民主流派飽受自決抗爭派排擠。社會嚴重撕裂,從前的均衡和遊戲規則不再有效。

政府駕馭乏力,建制派穩定不了大局,傳統泛民迷失方向,精英焦躁,草根徬徨,年輕人反叛,香港不復營商樂土。一年動亂釋放出大小魔鬼,內外矛盾總爆發,黃藍互鬥,仇恨氾濫,極端民粹主義扭曲和腐蝕香港過去引以為傲的制度,舊茶漬逐漸被洗掉。去年6、7月起,自決派癱瘓社會,暴力衝擊立法會、警察總部和中聯辦等,挑戰國家主權,北京認定抗爭已經變質。

大亂下,北京以國家力量進場,突出「一國」,重整特區秩序,但「止暴制亂」仍治不了深層次管治矛盾。亂後求治,尤需社會和解革新;互不信任下,殘局延續,愈難收拾。北京不採主動,內耗不止,焦點最終還須返回「兩制」的未來。

昔日經濟強勢,今貶為國安短板

香港曾是經濟強人,其優勢如金融、貿易、航運、專業服務、總部經濟等,皆建基於與美歐緊密聯結及高度自由開放之城市,並背靠國家發展勢頭,長期得益於內地勞工土地及惠港政策,及其龐大供需網絡,由此鞏固國際樞紐地位。

內地經過40年改革開放、粗放發展、學習西方、融入世界後,經濟已晉級轉型,決意走大國道路,確立新時代秩序。植根本身政經特色的「中國方法」,在舉國體制(China Inc.)下,強調黨政合一及市場配合國家,結合國家資本、創新科技和集權規劃。

新秩序要求特區經濟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包括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政治上納入國家全面管治框架。這跟1990年代各自發展的「井水河水」論,大相逕庭。今天香港已不再是內地發展的典範,近年反處處表現為向中央討優惠、依賴內地因素,發展新產業但成效不彰,競爭力漸為區域其他城市趕過,精力日益為政治爭鬥所噬。

面對國家高度重視的能源、數據、科技等新經濟領域,香港可怎樣跟內地產生優勢互補的接合?充斥反中反內地意識的政治抗爭,更令內地官民反感:這還是「一國」嗎?對內治理未能發揮「港人治港」優勢,因循的政策思維對社會分配矛盾束手無策。所以根本問題是:今天香港憑什麼可例外下去?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美國遏中打港,削弱香港國際地位

自決抗爭派把前途押在美中全面決裂上,設想中國崩潰或受壓讓步。但實事求是看,終局多不會是美中全面決裂或其中一方崩潰。兩年前曾說西方押錯注於中國的《經濟學人》,最近便呼籲美國及其盟國放下幻想,說圍堵不會令中國屈服(註)。

中國龐大的經濟體系已跟世界多邊融合,而美國就算無法一國獨霸下去,仍具不可忽視的呼風喚雨實力,未來是「中國不倒、美國不敗」的膠着格局。從全球經濟發展及穩定言,美中兩國可說都大到不能倒。當前新冠疫情下,中國全年經濟仍見增長,但美國、歐洲、日本及英國均嚴重衰退。大疫過後全球經濟尋求復蘇,離不開中國因素。

中國崛起,挑戰美國主宰全球政經秩序的霸權,西方以至一些亞洲國家歸邊美方。美國抵制,中國只好避險,調整國際策略,積極發展「內外雙循環」。美國遏中打港,以港區國安法為由,拉攏盟友乘勢制裁,削弱香港的金融、航運中心等地位,「去國際化」以挫其為中國增值之能量,香港已不能再像從前中美友好下盡得左右逢源之利。

面對美國卡壓,香港今後可如何自處、不為勢所孤立?全球極端民粹四起,麥卡錫式恐慌造成西方懼華反華,北京以國家安全作為對港政策主旋律,但慎防把香港驅向疑外怕外、草木皆兵的「國安城市」。故未來挑戰是:香港怎樣維持自由開放之國際都會?

經濟上求進,政治上休養生息也得求進

世代更替,時代已變,香港如此,內地如是。定調於1980年代現狀不變少變的「一國兩制」構思,顯然已與當今港情國情脫節。「一國兩制」仍是香港未來的唯一選項,但須重拾基礎,正視新環境和全球大局,不能一廂情願。

香港以其國際化而優於內地省市,現遭受美歐排擠,會否令北京失去予以例外的誘因?有說香港可積極參與國家內循環,但若處處躲在國家背後、全面「內」向化,等於自廢武功,香港不再「香港」。若發揮不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敢為天下先,則中央幹啥保留香港特色?若香港無法進行制度改革修補撕裂,則難以凝聚力量、自信向前,故須取得中央信任。一環扣一環。

「一國兩制」關乎矛盾協調的實踐藝術,制度張力仍會持續,關鍵在於究竟是建設性還是破壞性的張力。政治和經濟雙重衰退下(新冠疫情更雪上加霜),令香港蒙受巨大創傷。港人須謀求自拔,不能再寄情於虛妄,墮入一個等待復等待的怪圈。經濟上要求進、政治上休養生息也得求進,不能迴避轉型之痛。各方持份者和年輕一代都要深思:香港前途依賴的條件何在?中國還需要一個例外的香港嗎?

註:The Economist (2020) "The Chinese Model", 15 August, p. 9;同期:"Briefing: China's hybrid economy", pp. 15-18.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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