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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壯年勞動主力思移民(文:黃子為、郭樺、鄭宏泰) (09:00)

最近一年香港社會嚴重撕裂,前景欠明朗,一片愁雲慘霧,這一方面受新冠肺炎影響,另方面是因政治爭拗激烈,時局紛擾不穩,無論是「黃絲」或是「藍絲」,都深深感受到不安的感覺,因而近日湧現不少移民之說,不少港人更先後續領BNO,或是在海外置業,或是向移民諮詢公司查詢資料,大有為移居外地作出準備之態勢。

18至49歲在職者 23.7%「有打算,有準備」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9月進行一個有關港人移民意欲的民意調查(註),發現43.9%受訪者表示有移居外地的打算,當中高達35%回答近日已經為移居外地作出準備(佔整體受訪人數約15.3%),相關比例較去年9月的同類調查增加12個百分點(即整體上增加了約5.7個百分點)。值得注意是,作為勞動主力的青壯年(18至49歲)在職人士,有高達23.7%表示有移居外地打算且作出準備,比例明顯較其他人士高(見表)。

今次湧現移民呼聲的問題,難免令人想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波「人才外流」(brain drain)的移民潮。當時由於臨近九七回歸,不少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不太信任,加上從內地來港的市民對內地生活有親身經歷,亦對「六四事件」仍歷歷在目,對香港前景看得較為悲觀,擔心香港不能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經濟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當中那些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且有經濟能力的勞動人口,乃有了移居他鄉的打算。當然,此一時也彼一時,今次移民潮和八九十年代明顯有些不同,起碼自國家推行改革開放以來,港人已不再擔心香港會實行社會主義,但是依然與負面政治觀感有關。

對政府的觀感顯著較負面

調查分析顯示,18至49歲的青壯在職人士,對政府的觀感顯著較其他人士負面。高達77.7%和70.7%表示不滿意特區政府表現和不信任中央政府,而其他人士的相關比例是56.7%和56.1%。另外,當中49.6%自認為非建制派,而其他人士自認為非建制派的比例是32.6%(見表)。由此可見,18至49歲的青壯在職人士,對政府看法負面的比例較其他人士高,相差有大約十多廿個百分點,與他們有移居他方打算且有準備的比例差距相若,可見對政府不滿是移民潮的主因。這與調查另一條關於受訪者移民原因的問題結果脗合,受訪者首3個答案是「不滿特區政府」(27.3%)、「政治不穩定」(23.6%)和「香港自由變壞」(19.8%)。

不太支持跨境融合 有人欲另尋理想生活

相對非在職人士,在職人士的政治不滿早在去年反修例運動時已經出現。根據香港亞太研究所一份關於公眾對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態度的研究報告發現(Zheng et al. 2020),在職人士較非在職人士不滿「一國兩制」的落實情况,而較容忍或接受反修例運動活動對市民日常生活造成不便,亦較接受參與者以違法方式爭取訴求。就算反修例運動參與者不時癱瘓公共交通,對上班一族造成非常大的不便,他們理應較非在職人士感到反感,但是結果顯示他們與非在職人士看法沒有差異,原因為何呢?研究報告指出,覺得香港生活模式愈來愈接近內地者,愈支持反修例運動活動,而在職人士較覺得香港生活模式愈來愈接近內地,和較同意減少內地來港旅客和移民的數目,看來在職人士的政治不滿應牽涉到生活層面,與他們自覺在近年跨境融合過程中沒有獲得太多利益、反而承擔較多成本(或受到損害)有一定關係。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跨境融合,藉此帶動本地經濟發展,產生經濟利益,從而提升社會對政府的支持。如果這個如意算盤能夠打響,在職人士理應較非在職人士支持跨境融合。可是,該份研究報告結果不支持這看法,發現在職人士不單不較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例如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而且是較同意減少內地來港旅客。在職人士不太支持跨境融合,一方面可能因為他們大多不受益於加強與內地融合的行業之中,即使是被認為乃最大受益的政策——自由行,都只是從事酒店業和零售業者直接得益。另方面,急速融合帶來不少社會問題,政府又未能有效解決,化解那些負面效果,或是提升市民對融合的容忍度,加上在職人士較多屬傾向後物質主義者,因而更重視香港人本身的生活模式,希望維持原有自主性。在未能如願的情况下,部分青壯年在職者,乃有較多人想到了移民,另尋更理想生活。

人口老化或更嚴重 政府不得不關注

概括而言,相對於四分之一世紀前每年有四五萬人移民他方的移民潮,這次仍較多停留在口頭上的「講移民」,真正付諸行動的「以腳投票」數字尚小。當然,近四分之一青壯年在職人士有移民打算和準備的數字實在不低,影響巨大,因為即使當中只有一半人真的移民,該年齡層在職人士已經減少一成了,加上他們多數帶同配偶和子女離開,相信削減本地年輕人口不少,令人口老化問題更嚴重,實在不得不讓政府高度關注,思考如何解決這問題。

不滿者離去 上流空間變得較暢通

但是,不可忘記的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移民潮,當那些對政治不信任和不滿者離去,減少社會壓力和矛盾,而社會往上流動的空間因此變得較為暢通,紓緩青年缺乏「上流」機會的挫折。

註:調查採用雙框電話號碼(家居固網電話及手提電話)取樣設計,調查對象是年滿18歲、操粵語或普通話的香港居民,樣本均為機率樣本;於2020年9月18至24日進行,成功訪問737個市民(家居固網電話:386個;手提電話:351個),家居固網電話及手提電話樣本的成功回應率分別為34.2%和35.7%;若將可信度設於95%,樣本誤差約在±3.61百分點以內;數據分析已作加權處理

參考資料:Zheng, V., Fung, A., Wan, S. and Wong, K. (2020). "The Rise of Local Consciousness and Its Relation to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Project Number: SR2020.A4.018).

作者黃子為、郭樺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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