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全球爆發不少大型反政府示威抗議，包括香港自去年反修例開始的一年社會運動，美國有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及上月白羅斯（白俄羅斯）總統選舉涉舞弊引發的大型示威。這些抗議示威有個共通點，就是透過網上動員而引發大量群眾上街，而Telegram都為群眾運動組織者用作協調的應用程式。
為何Telegram適合社運
資料顯示，Telegram在2013年誕生。它在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一年之間增加了一億個用戶，總用戶達到4億人。而在最近白羅斯示威之際，成為當地最受歡迎的應用程式。為什麼Telegram在眾多的社交應用程式中脫穎而出呢？
第一，Telegram的主要競爭對手，如WhatsApp由facebook控制，WeChat由騰訊控制，網民會擔心大企業容易落入政府的操控。Telegram是個獨立的應用程式，不受互聯網的大企業控制。
第二，Telegram似乎是一個特別適合為組織示威抗議而設的應用程式，在保安方面，它提供端對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可以防止信息傳送時被截取。它的群組最多可以容納20萬人，方便安排大型集會。此外，它也有加密聊天、限時信息等，對組織者更有保障。用Telegram不是沒有風險，例如只有單對單通訊才有端對端加密，但這篇不是資訊科技保安文章，不贅。
第三，Telegram本身就有傳奇的抗爭色彩。Telegram的創辦人杜洛夫兄弟（哥哥尼古拉(Nikolai Durov)和弟弟帕維爾(Pavel Durov)）是俄羅斯人，Telegram不是他們開發的第一個程式。早在2006年，帕維爾剛從聖彼得堡國立大學畢業之際，已經創立了一個社交媒體，名叫VKontatke（簡稱VK），它的功能就如香港人常用的facebook，而VK厲害的地方是，在當地受歡迎程度打低facebook，例如在2011年，VK每日瀏覽的用戶達到2300萬人，佔俄羅斯的54%，遠比facebook的25%高。
2011年12月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選舉，當時由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獲勝，但由於選舉當日出現不少舞弊片段在網上廣泛流傳，而且選舉結果與票站調查數據大相逕庭，情况就如白羅斯選舉的「翻版」，結果投票翌日，莫斯科爆發大型集會抗議，並蔓延到全國超過100個城市，示威持續逾半年。
當時，政府曾經接觸帕維爾，要求他在VK封鎖反對派群體的頁面和帳號，但遭到拒絕。直至2014年，帕維爾再次拒絕了政府的網絡監控要求，而兩兄弟也自身難保，弟弟帕維爾被迫離任CEO，把股票賣掉，並且離開了俄羅斯，成為一個名叫聖基茨和尼維斯（Saint Kitts and Nevis）的加勒比海小國的公民，浪迹天涯，並專注營運Telegram。
社交媒體能動員多少示威群眾？
對於研究示威抗議的政治和經濟學者，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社交媒體的出現，是否有利於示威抗議的組織動員？它的影響有多大？警方曾經拘捕Telegram群組管理員，可能與組織非法集會有關，但這並不能從學術上證明社交媒體與示威行動的因果關係，可能這些反政府人士本來就會參與組織活動，而社交媒體只是提供討論平台而已。加上政府也可以利用社交媒體如facebook來進行維穩宣傳，而政府人力物力都應比反對派多，因此反對派未必有利。
這個問題之所以難答，是因為我們很難判斷誰是因為社交媒體動員才出來參加示威。最近有學者透過一個巧妙的方法，分析上述2011年俄羅斯反選舉舞弊集會的動員情况，解答這個問題。方法是，由於集會在俄羅斯很多城市都有發生，那麼只要找出每個城市的社交媒體普及程度，和集會人數，就可以估算出兩者之間的關係。
聰明的讀者可能會問，有其他因素同時影響某城市的社交媒體普及程度和反政府集會人數，例如該城市冬天的氣溫，或是當地有多少年輕人等。要找出兩者的因果關係，研究員翻查了資料，發現帕維爾研發VK初期，曾經發信公開邀請同屆同學註冊帳戶，並且由帕維爾親自接受註冊，情况就如facebook總裁朱克伯格在哈佛讀書時一樣。這些同屆同學來自俄羅斯的不同城市，所以使VK在這些城市一傳十、十傳百。因此這些同屆同學原居城市的分佈，一直影響着VK在俄羅斯各個城市的社交媒體普及程度。由於帕維爾同屆同學原居城市的分佈，與2011年反政府集會並無因果關係，所以研究員可以此間接估算城市社交媒體普及程度對集會人數帶來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一個城市的社交媒體普及程度（活躍使用者佔全市人口的份額）增加10%，會導致參加反政府示威的人數增加19%，主要原因是社交媒體令組織反政府集會變得方便。
規管互聯網不止是獨裁政府的事
話雖如此，面對新科技的挑戰，獨裁政府並不會坐以待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政府也會在社交媒體上宣傳。早年反對派在社交媒體使用的方法已大舉被建制學習複製，甚至高薪聘請社交媒體管理員，有些早早學懂社交媒體謀略的反對派青年倒戈去建制，謀取高薪厚祿也不出奇。「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如何影響美國大選的案例更加清楚反映，任何人有資源也可藉着操控媒體影響世界。
面對去中心化的社交應用程式，辣一點的政府可以規管互聯網，甚至禁網、鎖網等。即使應用程式加密完善，獨裁者也可以威迫使用者解鎖以獲得資訊等。其實，那不止是獨裁政府的事，即使在民主國家，加密聊天破壞了警察和情報機構的工作，美國和英國都曾一再揚言要禁止端到端加密。新科技的誕生和普及如何影響世界社會大局，是很值得持續關注的題目。
參考資料：
Ruben Enikolopov, Alexey Makarin, and Maria Petrova（2020）"Social Media and Protest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Russia", Econometrica 88（4）: 1479-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