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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遇上一個「非白人」對手(文:陳景祥) (09:00)

美國視中國為潛在威脅,非始於特朗普;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共和黨的小布殊推翻了民主黨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戰略伙伴關係」,他在2000年5月17日一次演講中表示,「中國不是我們的戰略伙伴,也不是我們的敵人」;他同時指出,美國對待中國「不應存惡意,也不應存幻想」。

如非9.11 中美貿戰或提早20年

2001年美國經歷9.11恐襲,小布殊政府全力反恐,令人忽略了他競選時對中國的強硬政策,跟前任克林頓已經大不相同。

在小布殊競選時擔任外交政策顧問的賴斯(Condoleezza Rice)曾經在2000年1月撰文,指中國是「亞太地區穩定的潛在威脅,其軍力目前無法和美國抗衡,但這狀况不會永遠如此……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滿,這意味着中國不是一個安於現狀的國家,而是一個想讓亞洲均勢發生有利於自己改變的國家」。

很多美國的評論都認為,如果2001年小布殊不是遇上9.11恐襲,他的政府將會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中美貿易戰可能提早20年就發生。

小布殊曾經把反恐戰比喻為十字軍戰爭,隱含了「文明衝突」論(他後來否認美國和伊斯蘭存在文明衝突)。不妨推想,如果沒有9.11恐襲,小布殊和共和黨右翼會否把和中國的衝突上升到文明衝突的層次?

國務院前高層:中國跟蘇聯不同

中美對抗涉及了貿易、科技、金融、人權以至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幾乎涵蓋了不同領域,但「文明衝突」的論述並不多見,直至最近看到一個論壇視頻,一位美國國務院前高層道出了美國為何視中國為長期威脅的「深層原因」。

論壇名為Future Security Forum(2019年4月29日),主持人(問)是智庫New America的總裁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嘉賓(答)是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2019年8月離任)。整個對談約31分鐘,下面是部分內容節錄:

問: 中國和俄羅斯被視為美國不喜歡的強國,這如何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答: 2017年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談論了我們重回霸權競爭的年代,這是很深刻的洞見。我們確實把中俄當成強權的競爭對手。

從強權的狀態來看,俄國某種意義上是國際上的倖存者,我們把中國視為未來長時間的根本威脅。

這無關黨派問題,特朗普政府達成的跨黨派成就之一,就是關於對華策略。

問: 你說是威脅,我想說是「對手」更恰當……

答: 我同意可以叫對手。這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包括了歷史、意識形態、文化、策略的競爭,其中有很多美國人不了解的方面。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人對於世界的理解和我們一樣,那將是重大錯誤。

問: 那麼與中國的經濟和策略對話還在進行嗎?

答: 這屆政府(指特朗普)非常不同,通曉經濟和金融的白宮工作人員,很早就開始解決中國問題。他們解決了涉中國的貿易問題,但貿易可不是唯一的問題,可能只是中國問題的一個表徵。

中國問題有很深的歷史和策略根源,我們正在更廣泛更深入的觀察中國。

我們試圖尋求一些關於中國的理論。沒有作為基礎的理論,你就不能有一項政策;我們在本世紀並沒有推進這種理論的深入探討,包括關於中國的現况和更廣泛的威脅。

這與對俄關係不同,跟20世紀與蘇聯的敵對也不一樣。當時實際上好幾次我們都接近了核戰。

但是,當我們想起那場競爭中的蘇聯,那是一場西方大家庭中的內部矛盾;馬克思是一個德國猶太人,他創立了一種政治學說,一種你我都接觸過的政治思潮學說。馬克思主義甚至有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成分。

從這意義上,那是很大程度的西方人的內部鬥爭。你看蘇聯一部分是西方,一部分是東方,他們和我們在1975年達成了《赫爾辛基協議》(協議中人權條款為蘇聯和東歐的民運提供了道德和法理支持),這其實是非常西方的概念。

赫爾辛基協議撬開了蘇聯的國門,用人權理念削弱了他們的極權的控制力,這種變化對於中國是不可能的。

現在是一場迥然不同的鬥爭,不同的意識形態,美國從來沒有經歷過這個,美國也沒有過這種經濟上的對手。蘇聯有龐大的核武庫和紅軍,但是經濟非常差勁——當情報部門都不這麼想時,列根總統卻洞察了這個真相,蘇聯無法在與西方的科技競爭中存活。

但中國是一個經濟上的競爭者,一個意識形態上的競爭者,一個真心尋求全球影響力的國家;我們在20年前沒有預見到。

同時也令人震驚的是,我們史上第一次有了一個非白人的對手(a great power competitor that is not Caucasian)。

問: 這有點像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答: 有點這個意思,但也不完全一樣。所有這些加在一起,讓美國的外交策略部門有些不知所措。我們必須面對現實,認識到威脅的本質,同時也重視中國人想要完成的目標。

從接觸合作到全面對峙

上面的答案,來自一個國務院政策規劃的高官,應該很真實地反映了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一些根本疑惑——中國跟蘇聯不同,蘇聯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員」,中國卻是一個非白人的對手,是美國(也許是整個西方世界)從未遇過的。

美國上一個「非白人對手」是日本,但時間很短,日本更在二戰成為美國的手下敗將,戰後則成為美國的附庸;美國在日本有駐軍,1985年的《廣場協議》,美國逼日圓升值,令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可以說,日本對美國完全不構成威脅。

小布殊之後的奧巴馬政府推行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戰略,在經貿、對台軍售、西藏、人權等議題上開始對中國展開攻勢,到了特朗普政府只是延續對抗、變本加厲,到現在已成全面敵對之勢!

面對這個「非白人」對手,美國從接觸合作到全面對峙,對華關係進入了一個長期鬥爭格局。

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新華出版社,2010年)內有關於「中美衝突不可避免」的「預言」。亨廷頓說美國和中國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目標,兩國的分歧是全面的(頁204);不論亞洲和美國社會之間存在怎樣的經濟聯繫,根本上的文化差異將使兩者無法同居一室(頁283)。這正是當前中美衝突的真實寫照。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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