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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問世之初 我們作為學者在擔心什麼?(文:伍鳳嫦、章舜源) (09:00)

儘管香港特區政府宣稱港區《國家安全法》僅僅針對「極少數『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激進分子,祭出新法例立即平地一聲雷,許多香港市民都非常憂慮。即使建制派在立法前對條例毫不知情之下已發動各種表態攻勢,仍然無法掩蓋一個客觀事實:香港市民的聲音由始至終沒被聆聽諮詢,被擯棄在立法過程之外。因此,一般香港人的恐懼和憂慮,是能夠理解的。

研究國家問題  會否遭舉報?

作為學者,我們的日常工作,除了學術研究和履行教學職責,也要指導和培養學生。根據港區國安法第9條,香港特區政府進一步對學校、媒體、網絡等有更多的監督權力。我們教授社會科學專業,難免會觸及國家政策和人權問題等研究,例如解析中國的貧窮問題,是否會因為不符合國家政治主旋律的「小康社會目標」而遭到舉報?雖則看似杞人憂天,但2015年的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涉及上百位人權律師、維權人士,有人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近在眼前。

國家安全法一問世,即有「牽一髮動全身」的效應。香港看似「去政治化」的技術官僚,馬上以高效率、自上而下的系統流程去貫徹新法例。由康文署管轄的圖書館,自動自發率先下架民主派人士的書籍,即使沒有政府高官的下令指示。可以想像,被要求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很快就會適應「新常識」,發展出「愛國行政程序」。以香港大學體制早已過度膨脹的行政權主導,捍衛學術自由的精神往往並非這些官僚行政人員所秉持。

國際學術交流  毋須顧慮「誤踩紅線」?

如今香港的言論空間愈趨嚴峻,不僅教育制度會發生變化,學者們能在何等程度上行使其學術權力更是充滿變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在國安法實施之前已公開批評公共衛生專家袁國勇教授,以政治「讀心術」干涉醫學專業。廖長江議員也曾在香港中華總商會網站對大學的學者們「指點迷津」,學術自由貶為一種「迷思」,政治凌駕科學的姿態可見一斑。

在大學機構工作,我們其中一項職責是推廣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與世界各地的學者合作研究,組織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大學維持全球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當有了新法令,來自先進國家的大學是否願意再和香港的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是否毋須顧慮「誤踩紅線」繼續組織聯合研討會或講習班呢?至於學者們在學術研討會上討論香港或中國政府的政策時,根據法條語意含糊的港區國安法,會被定性為分裂和顛覆國家嗎?當學者的學術立論也被標籤為一種「政治挑釁」時,即使我們提出的不過是一個平衡理性的觀點,恐怕最終也會觸犯國安法而無故招致牢獄之災。

捍衛學術氣節  向「恐懼」說不

目前香港社會所瀰漫的恐懼,正是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的「符號暴力」,無權無勢的社會階層只能一再退縮、自我審查。當每一位學者都生活在恐懼之中、當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不再成為學術研究的重心,屆時香港的高等教育還能夠保持全球性的主導地位嗎?處身於一個既荒唐又動盪的時代,我們作為知識分子更應該捍衛學術的氣節,向「恐懼」這符號暴力說不,才能在自由被侵蝕的學術環境中生存和突圍而出。

(作者按:本文由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政策科學及管理課程學生羅偉業譯成中文)

作者伍鳳嫦是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章舜源是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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