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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餘地:尋找民主與建制派就五大訴求的政策共識(文:小林哲郎、陳佩琳、宋財泫) (09:00)

自去年6月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訴求」持續成為焦點所在。儘管香港政府最終撤回了《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市民仍在各區示威活動中齊聲高呼五大訴求的口號。然而,港府除撤回草案外,並無意欲回應其他訴求,示威民眾爭取五大訴求的進展可謂停滯不前。特首林鄭月娥在5月15日的記者會上重申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指示威者「就是以暴力威迫特區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而削弱警隊就是更加讓暴力分子得逞」。然而,不同民調表明,五大訴求同時取得了激進和溫和示威者的廣泛支持。如政府拒絕作任何讓步,預料香港社會動盪將會持續。

如港府接納一部分訴求,將會產生何種局面?政府會否失卻親建制市民的支持?五大訴求現時以「缺一不可」的形式綑綁在一起,但當中又是否存在優先次序的差異?若然拒絕回應所有訴求,政府又能否以「派糖」措施贏得民主派支持?建制派比民主派更易受政府「派糖」措施所安撫嗎?由於這些問題均需假定訴求可獲接納(counterfactual acceptance),社會科學的實驗方法或能為此作出解答。本研究團隊透過「聯合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揭示五大訴求對於各個陣營的相對重要性,以期提出建制、民主派兩大陣營均可接受的政策方案。在表述實驗結果之前,我們先就聯合分析的實驗方法作簡要說明。

聯合分析的實驗方法

聯合實驗(conjoint experiment)是市場營銷及消費者行為學建立的一種研究方法,有助探討哪些產品屬性(attributes)的組合能夠吸引消費者。舉例而言,在購買車輛時,人們會仔細考慮如排放量、油耗、顏色、價錢等不同屬性以作決定。此外,每個屬性通常有多個選項(levels)。假設某款汽車有3種顏色,其屬性(即顏色)有3個選項。在最典型的聯合實驗中,受訪者獲展示兩個由不同屬性和選項構成的簡介(如兩款汽車),並從中選出他們更為偏好的一個。簡介由不同屬性和選項隨機組合而生成。通過讓受訪者重複兩者擇其一的決策過程,我們便可估算出每個屬性和選項對其取向的影響。近年來,聯合實驗廣為政策研究範疇所應用,可為管治者提供實用的政策建議。

我們在今年4月以配額抽樣的網上問卷調查形式進行了一次聯合實驗,共訪問了1522位年齡介乎18至69歲的香港居民。是次樣本中,受訪者男女各佔一半,平均年齡為40.08歲。誠然,數據未能充分代表教育水平較低、低收入人士和長者,但關鍵的指標(如受訪者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中的投票率)與現有數字相若。是次調查經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特別輪次)資助。

每位受訪者在實驗中共需作答5輪,選出自己支持的政策方案(例題詳見圖1)。政策屬性可大致分成政府可就五大訴求和「派糖」兩大範疇制定的各項方案。

不論政治立場  「派糖」影響甚微

現時學術界有多種呈現聯合分析結果的方式,我們在此採用邊際平均值(Marginal Means)以展示實驗結果。邊際平均值是指當某政策的特定內容出現時,受訪者會傾向選擇該政策方案的可能性。當該政策內容不影響受訪者的選擇時,平均值會處於0.5的中間點。當受訪者偏好該政策的內容時,平均值超過0.5,在圖表上會向右延伸;反之,當受訪者對該政策內容覺得反感,平均值低於0.5,在圖表上則向左延伸。由於現時香港社會的政治光譜可大致分成三大派別:建制派、泛民主派以及本土派,我們分別展示相應的邊際平均值(見圖2)。

我們從數據中得知了什麼?首先,不論受訪者自身的政治立場為何,「派糖」措施對其影響甚微,遠不及與五大訴求相關的政策。我們僅見到比起政府全民派發1萬元,受訪者稍為傾向於獲派2.5萬元。換言之,無分政治光譜,金錢無法改變港人的政策取向。

設「獨調會」、推真雙普選:民主派主要訴求  親建制未顯著抗拒

其次,就涉及五大訴求的政策而言,泛民和本土的取態並無分別。五大訴求之中,我們看到政府如何回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及實行真雙普選兩大訴求,對民主派整體是否支持政策方案的影響最大。泛民和本土派在五大訴求下顯得團結一致,我們亦可說是五大訴求將兩派凝聚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民主派整體十分抗拒政府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或舉行人大8.31決定框架下的特首選舉,明顯不願「袋住先」。再者,當一個方案包含了政府拒絕特赦被捕示威者、拒絕收回暴動定性,或特首拒絕請辭下台等政策內容時,民主派接受該方案的可能性亦相對較低。以上結果顯示,五大訴求對民主派陣營的重要程度不一。顯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落實真雙普選是主要訴求。

特赦年幼或罪名較輕示威者 兩大陣營取態基本一致

另一邊廂,建制派對方案的反響與民主派截然不同。首先,是次研究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便是親建制陣營並未顯著地抗拒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實行真雙普選,亦沒有強烈傾向於政府拒絕上述訴求。換言之,親建制人士對獨立調查委員會或雙普選的意向中立(或不太關心)。另外,建制派最為抗拒特赦被捕示威者和收回暴動定性。如圖2所示,民主和建制派就這兩項訴求的取態形成鮮明對比。然而,我們認為其中尚有折衷的空間。若細閱數據,即使是建制派,也不盡抗拒特赦未成年或罪名較輕的示威者,反而傾向去接受這些選項。就特赦年幼或罪名較輕的示威者而言,兩大陣營的取態基本一致。

是次研究結果提供了何種政策建議?其一,除非政府能派發不切實際的過高金額予全港市民,否則「派糖」措施收效甚微。其二,應允獨立調查委員會和真雙普選並不會令建制派人士疏遠,甚至摒棄政府。縱使在實行雙普選的過程或會困難重重,但至少在香港市民層面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未遭到強烈反對。因此,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彌補社會裂痕目前最為有效的政策。此外,特赦年幼或罪名較輕的示威者多會獲兩大對立陣營的支持,儘管其效果不如獨立調查委員會和真普選。就港府而言,立即全盤接納五大訴求,無疑是困難且不現實的。但是,通過回應部分訴求,仍有逐步修補社會撕裂的空間。另一方面,特赦所有被捕示威者、收回暴動定性和特首請辭極有可能為建制派所拒絕,因此未能成為兩大陣營之間可取得共識的方案。

「五大訴求」將成為繼續團結民主派陣營的口號之一。然而,隨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或會從根本上改變遊戲規則。由於訴求無法得到回應,反對派的不滿情緒將升溫,甚至轉而尋找其他「出路」,令社會局勢持續不明朗。但如果香港政府真心將修補社會裂痕和帶來社會安定作為其首要任務,它就不應錯失這有助達成和解的良機。

作者小林哲郎是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副教授,陳佩琳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研究助理,宋財泫是同志社大學文化情報學部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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