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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聚旗效應」(文:郭樺、黃子為、鄭宏泰) (09:00)

新冠(COVID-19)疫情已持續近半年時間,各國領導人在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時,無論應對如何,民望都有不同幅度的上升。這個現象看似特別,但在各國社會面臨突如其來災難時則並不鮮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後,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的支持度從五成多跳升到超過九成。從理性來看,人們面對社會突發災難時,社會各界放下各種爭議,支持政治領袖,團結應對共同敵人或威脅,實在屬於情理所在的最優對策。從感性來看,這種社會現象背後的心理,源於人們對外來威脅的擔心、焦慮和恐懼,這些情感會產生對權威的需求,政治領袖順理成章地成為滿足這種需求的對象,而這種現象便被研究民意的學者稱為「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

香港也正面對這樣的局面,雖然本地新冠疫情逐漸受控,但仍有源頭不明的零星個案、歐美數字尚未大幅回落,乃至於中南美洲的更見惡化疫情,仍是人們恐懼和擔心的源頭。與此同時,新冠疫情令各行各業幾陷停頓,經濟急劇下滑,失業率急升,因此自然令不少民眾有了飯碗不保的擔心。不少人在「病死」還是「餓死」的兩難下,期待權威干預來改變困境,也自然會將情感投射到政治領袖身上。在過去的幾個月中,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一改因「反修例運動」衝擊下的大幅下滑趨勢,民望終於止跌,甚至有了谷底緩慢反彈的迹象。如果特首的民望也出現了「聚旗效應」,人們對疫情和對失業的雙重擔心是否也會與其對特首評價有直接關係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今年4月完成的一項有關新冠疫情的電話訪問可以提供一個觀察窗口。

對染病的擔心與對特首評分呈顯著關係

以受訪者對特首的評分為因變項,自變項包括受訪者對自己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的擔心程度、對自己或家人可能因疫情而失業的擔心程度,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政治傾向,設立一個線性回歸模型來觀察兩種擔心與特首評分的關係。結果發現:受訪者對染病的擔心和對失業的擔心,都與對特首的評分呈負向關係,即在主要個人因素一致前提下,受訪者愈擔心染病或愈擔心失業,對特首的評分均會愈低,但受訪者對失業的擔心與對特首評分之間的關係,則缺乏統計上的顯著性,而受訪者對染病的擔心,與對特首的評分之間呈統計上顯著關係。此一發現,可能證實新冠疫情所引起的擔心一定程度上產生了「聚旗效應」。

依受訪者的政治取向分組,透過前述模型可以進一步預估,受訪者在不同程度的兩種擔心下對特首的可能評分考慮(見圖)。毫無疑問,自稱「建制派」的受訪者對特首的評分高於「無明確政治取向」者,而自稱「非建制派」者對特首評分最低。更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政治取向,受訪者對感染新冠病毒的擔心程度愈低,對特首的評分會愈高;而無論受訪者對失業的擔心程度高低,其對特首的評分變化不大。預估的結果也說明,儘管現時政治立場或派別壁壘分明,受訪者對感染新冠病毒的擔心程度可能影響其對特首的評分。

特區政府正推出金額龐大的「防疫抗疫基金」等措施,撐經濟、保就業,同時亦小心翼翼地繼續維持相對較緊的防疫控疫措施,藉以回應市民大眾這兩種擔心,既提升防疫抗疫能力,亦向企業和市民提供經濟援助。政府在此危急關頭推出的各項舉措,希望能夠產生控制疫情、保障就業的直接效果,而透過這些措施能進一步產生「同心抗疫,共渡時艱」的這種效果,其實可視作是最理想的「聚旗效應」。

綜合上面的分析看,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似乎收到一定效果,但必須指出的是,在落實撐經濟、保就業,以及紓民生等具體安排上,卻持續爭議不斷,這樣必然帶來一些「分配不公」或「安排混亂」等指控,影響成效。至於政府正計劃逐步讓店舖復業、僱員復工、學校復課等,自然亦會引來防疫抗疫疑慮,亦同樣會引起爭議,加上當前政治環境極為複雜,政府實在應該加倍小心應對,以免所做一切事與願違。

作者郭樺、黃子為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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