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基本法頒布30周年:大疫下沉思「一國兩制」如何走下去(文:張炳良) (09:00)

一場新冠大疫,令全球翻轉、人人思危,如處戰時狀態。世界從此不再一樣,故有AC(after coronavirus,後冠)時代之說。除威脅健康安全外,大疫導致全球經濟萎縮,各行各業危機浮現,倒閉裁員,預料下半年經濟民生矛盾加劇、怨氣暴升,且不少遏抑疫情措施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後遺影響,會陸續呈現,如美國的「無限」量寬。

對香港而言,後冠之變,加上自去年反《逃犯條例》修例抗爭以來的持續政治對峙、排「內」(地)情緒惡化,三重危機(疫情、政治、經濟)會藉9月立法會大選,引爆另一政治大攤牌。際此管治困局,「一國兩制」遭受更大的存在主義壓力。

反思「一國兩制」的新現實起點

今年乃香港特區《基本法》頒布30周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概念也已約40年。

「一國兩制」曾順利解決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問題,受國際肯定,並為港人帶來無限想像(如民主回歸論)。但回歸過後,兩制張力漸現。近年香港與內地矛盾日多、疏離日甚,既源自政制改革不前,也因兩地往來日頻帶來融合之痛,社會承受能力受壓而衍生種種反彈。本土意識澎湃下,兩制關係不斷走下坡,終藉反修例抗爭觸發全面政治衝突,且蔓延至社會、文化及經濟層面。

政治對峙不能長期下去,但目前不論官方、建制或泛民的論述均抱殘守缺。激進抗爭派的「攬炒」論,提供不了出路,香港不可能出現革命式政權易轉,只能尋求基本法下最大革新。北京的「止暴制亂」針對一時之亂,同樣對長期困局捉襟見肘。若走不出深谷,政治膠着(impasse)常態化下,社會撕裂修復無期,管治困頓,人心虛怯,經濟慢性陰乾。惡性循環,就跟流行病毒一樣,使香港失掉鬥志。

新冠大疫中,西方國家治理虛實畢露,疫後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實力勢將重整。跟「中國崩潰」論者的猜想相反,中國的力量會進一步鞏固,有點像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不過當年中美乃策略性合作,今天是策略性抗衡,美方加強印太圍堵。世局趨亂,樹欲靜而風不止,作為懸掛五星國旗、定位國際都會的香港特區,外受國際政治角力夾迫,內受持續分裂淘空,其命運何去何從?此乃反思「一國兩制」前景的新現實起點。

「真融合」和「真例外」能否並存

今時今日,兩地之分不開,不單是憲制和政治使然,經濟上和社會上也涉及不能停下來的人流物流和商貿資金往來,已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這才是融合的現實寫照,缺此互通,香港會停滯下來。大疫也暴露全球化供應鏈下,各國高度互賴,港陸之唇齒關係尤甚。對「一國兩制」的根本挑戰,在於當兩地已存在不同領域內不同程度的「真融合」時,如何維持香港體制的「真例外」,儘管或會與國家的主體制度和政策系統格格不入。

從國家整體發展利益看,香港的「例外」才是對「一國兩制」最大的支撐,但大前提是具有「香港能而內地城市不能」的作用。香港背靠內地的優勢雖受國際重視,但若兩制界線趨向模糊,優勢會變成包袱,十分弔詭。北京追求的,究竟是權宜且有限期(50年不變)的,還是長期具策略意義的「一國兩制」?

回歸20多年了,國家已變、香港已變,世界也不斷在變,應好好總結。2047年究竟是特區的歷史終結,還是跨越歷史的新起點?維持「一國兩制」相信仍是兩地主流共識,但應承認,維持其背後1980年代的假設不變,已不再現實。

國家已變、香港已變、世界不斷在變

1980年代北京視香港為寶,能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發揮重要作用,雖知不少港人反共但不怕港人造反,那時的「一國兩制」至為包容。今天內地已建立另類發展模式,香港範式不再受欣賞,就算參考外地也寧取新加坡的威權效率。

當年香港精英協商,今天民間力量抬頭。當年港英專權,市民普遍滿足於效率;今天社會不再崇拜權威,講求制衡與人權,行政主導受制,議會卻又不真正當家,政黨無法成熟,致責任政治失落。建基於1980年代「行之有效」經驗的基本法政制設計,已見其短,傳統港式資本主義也無以為繼,新一代港人求變心切。

回歸前中央強調「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回歸後鼓吹融合,但不少港人骨子裏實求獨善其身。中央重視「全國一盤棋」(港澳不例外),若特區政府把持不好平衡作用,與本土意願脫節,所謂「光復香港」便有其市場。

相對地,不少內地人包括成長於強國崛起的新生代,不明港人為何如此缺乏國家認同、反處處質疑內地成就。兩地間之價值觀和認知均已隨着世代變化而轉變,也因經濟發展幅度和速度差異,相互實力與利益對比不可同日而語。兩制張力,也包含兩地新世代的認知衝突,雙方均缺乏當年鄧小平(針對對外關係)「韜光養晦」的智慧。

1990年代西方陣營押注於中國改革走西方道路,願意看好「一國兩制」。近年美歐的國家及本土民粹主義抬頭,碰上北京推行強國策略另闢發展道路,美國視中國為其定義全球秩序的最大威脅,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更進行爭奪之戰。在美國加強外拉時,北京也在收緊內吸,不容許什麼「中美共治」,香港易成此角力場的政治皮球。

香港衰敗,以GDP比例言,對中國影響或許有限(佔全國少於3%),但以國家綜合力量和融入國際的大局利益來說,則不能小視或失去香港。無論上海和深圳如何進一步經濟升級,也不可能取代香港,此乃體制使然。香港若倒下,受益的會是新加坡。

主要矛盾和挑戰

面對此局,港人無論如何不滿現狀,仍須在兩極中求突破,糅合國家和本土身分,例外和融合並存。革新路上,毋須以內地為假想敵,因為並非零和遊戲,弄垮香港對本身和國家皆沒得着。

中央思考「一國兩制」的未來,核心在於是否維持香港例外主義之延續,須承認並處理好幾個主要矛盾:

(1)如何治理一個有大半數(民調顯示可能達七成)市民離棄或否定現有政府的國際都會?這涉及「港人治港」的實踐和政治改革問題。

(2)如何對待一個在民意和選票上佔多數,但在目前體制注定當永遠反對派的廣義泛民陣營?中央若視之為敵,則等於與多數市民對立,造成體制結構性不穩的根本。

(3)如何穩定一個離心日盛的香港民間社會?強調「一國」時,總不能迴避港人以香港的角度和價值去評價內地發展及得失。這涉及怎樣定義「愛國」的問題。

(4)如何突破國際上愈來愈矮化香港的新地緣政治格局?這涉及怎樣平衡香港的都會主體性(有若倫敦相對於英國)與其國家屬性並存的「兩制」關係問題,以及如何發揮「中國香港」的對外作用。

當年制定基本法,以為一切不變就可長治久安。但歷史為我們作了選擇,一切已變,香港要再出發,就需重新認識市民所思所急;不變之迷思泡沫已被刺破,各方要放下舊思維、偏見與虛妄,為下一代福祉作出另一次歷史抉擇。一個在國際上閃耀自信的香港,才能為國家增光。「一國兩制」能否走進新紀元,球既在香港、也在中央,但最終在於中央作為場主的手上。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

相關字詞﹕編輯推介 文摘

上 / 下一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