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2月3日刊登題為「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評論文章（註1）。中國官方認為，「東亞病夫」（Sick Man of Asia）這標題歧視、侮辱和惡意抹黑中國人，把日報3名駐北京記者逐出中國報復。華爾街日報強調，文章是評論（op-ed）不是社論，不代表編輯部立場；編輯如何定標題是言論自由；駐中國記者和評論版是兩個部門，不應把記者當替罪羊。根據中國外交部說法，報社雖已寫信「承認錯誤」，但不願「正式道歉」，中國不會就此作罷。事件或嚴重影響中美關係。
不同文化體系中如何理解是關鍵
無論美中都把此爭議歸入言論自由的爭論中，但此事不單純是言論自由。此標題有侮辱性否，不同文化體系中如何理解，同樣關鍵。
「東亞病夫」起源於對sick man of Asia一詞的翻譯。在西方，sick man of Asia指「中國」這國家生了病，雖略有貶義，但基本上是中性，不涉及歧視和侮辱中國人之意。更何况sick man of xxx是英文源遠流長表述，歷史和現實中曾用在不同國家，非單獨針對中國，如2019年《金融時報》有文章就用「sick man of Europe」形容英國（註2）。
但在中國歷史中，從19世紀末翻譯這短語開始到現在，經過100多年演變，這翻譯短語的意思發生轉變，「東亞病夫」在中國確實變成一個能讓中國人一下子聯想到「外國人歧視中國人」的詞。
筆者曾撰文，通過引用台灣學者楊瑞松和大陸學者韓晗的研究，介紹和分析過「東亞病夫」的起源與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源於中國人兩次「構建」。第一次是清末的漢人民族主義分子的「發明」，把原本形容「中國」移花接木到形容「中國人」上。他們希望通過宣傳「西方人蔑稱中國人為東亞病夫」來激發漢人民族主義，以此號召民族革命及鞭策國人強身健體。第二次是1970年代香港大中華主義分子的「再創造」。他們在影視作品中虛構了「陳真」，借助陳真之口說出「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這一家喻戶曉的名言，迎合了當時香港社會正在構建「香港的中國人」這個香港共同體時的需要。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流行文化湧入，喚醒和固化了大陸同胞有關「東亞病夫」象徵「西方人歧視中國人」的想像。儘管該過程基本歸功於中國人，但既然已演變成現在的含義，也很難怪現在中國人一看到「東亞病夫」就火冒三丈。
詞語背後象徵意義不斷變動
其實，一個詞語在歷史過程中從中性演變為貶義，最後成為禁忌的例子並非絕無僅有。比如在英文中，現在以「negro」指稱黑人被認為歧視，成為禁忌。但該詞一開始是中性的。它來源於「niger」，指黑色。西非的尼日爾河（Niger River）一帶以前就曾被稱為Negroland，西非現在還有尼日利亞和尼日爾兩個名稱與此相關的國家。從17世紀到20世紀中期，這個詞都是稱呼黑人的標準用語（註3）。這段時間中，black被認為是對黑人不友好的稱號，用colored或negro被認為是友善和禮貌的。直到20世紀中期，民權運動開始，negro才被附加上貶義，現在成為禁忌。
在中文世界可類比的詞是「支那」和「支那人」。2016年，香港立法會議員梁頌恆、游蕙禎在宣誓中用「支那」掀起軒然大波，最終被取消議員資格。不少人指出，支那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是指代中國的通用詞彙。漢語中的「支那」是對「china」或其同音詞（據說最早是梵文）的翻譯，最早出現在中國，從17世紀開始在日本成為對中國的稱呼之一，並無貶義。19世紀日本推動全面用支那取代中國，帶有「中國不是世界中心」的政治和文化動機，但這本身不能說是惡意。19世紀末，中國大規模引進「和制漢語」，包括大量漢人民族主義者在內的中國人也以此稱呼中國。支那一詞逐漸變成嚴重貶義，主要是在1910年代到二戰這幾十年中，日本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苦難的結果。
通過對negro和支那的分析可知，詞語背後的象徵意義是複雜的，不斷變動的。在使用詞語時需要細心顧及。不能說以往沒有歧視的含義，就一直沒有歧視的含義，就可以一直用。
文化差異、語言區隔、翻譯錯位
然而，與兩者相比，「東亞病夫」又有其特殊之處，存在文化差異、語言區隔和翻譯錯位等問題。
在文化差異方面，無論是英文的negro，還是中文的支那，在其文化體系中帶有貶義都人人皆知。因此，故意對黑人說negro，對中國人說支那人，絕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故意冒犯。梁游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爭議也正因如此。
但若涉及不同的文化群體，是否故意冒犯則不能一概而論。比如，negro禁忌在非英語世界國家並不被廣泛認同。阿根廷球員美斯曾在比賽中用negro稱呼一名荷蘭黑人運動員，引起種族主義指控。對此美斯感到很無奈：在拉美世界的西班牙語中，negro是對黑人的通用稱呼，根本沒禁忌（註4）。巴塞羅那站在美斯的一邊（註5）。最後事件不了了之，只能歸咎於文化差異。
何况，「東亞病夫」還存在語言區隔。Negro的言者和聽者都操英語或印歐語系，支那的言者和聽者都操中文或日本漢語，言者和聽者沒有太大的語言隔閡。然而，sick man of Asia和東亞病夫之間還多了一重翻譯。經過翻譯後，語言敏感度往往有所變化。中國人很反感「支那」，但China就是「支那」的對應詞彙，現在中國正式外文國名還用China，絲毫沒有違和感。
更何况，從sick man of Asia到東亞病夫，還存在錯位翻譯問題。如前所述，sick man of xxx指國家，不是人民，更不針對「中國人」。引起中國人反感的東亞病夫則特指「中國人」。國家與人民的區別相當重要，中國常謹慎地把國家和人民相區分：中國指摘日本政府時，常用「軍國主義」，但從不指摘日本人民是軍國主義者。
準確地說，這次事件中，華爾街日報並沒有說「東亞病夫」，這篇英文文章沒有被華爾街日報正式翻譯為中文。是中國人把標題翻譯成「東亞病夫」後，才讓中國人感到被侮辱。
如果把另一個國家的正常用語，經過自己的翻譯和演繹，在自己的語境中發展為自己文化體系中的禁忌，再去反過來要求那個國家不能再使用該用語，在邏輯上聽起來點怪怪的。而這正是「東亞病夫」引發問題的本質。
一個不一定準確的類比，如果西方在19世紀把中文「黑人」翻譯為「negro」，到了negro變成貶義詞之後，再來要求中國人不能說「黑人」，中國人是不是感到很委屈？
筆者閱讀過引發爭議的文章，它固然「唱衰中國」，但只是普通評論，並談不上冒犯（除非把任何批評都視為冒犯）。編輯所起標題固有吸引眼球的考慮（這本來就是編輯下標題的考慮之一），但既然sick man of Asia在英語不被認知為冒犯，很難認為編輯故意侮辱中國。中國人對「東亞病夫」敏感，聽者有意，可以理解。但考慮到言者無心，及以上討論的文化語言歷史脈絡等因素，作為泱泱大國，中國大可大度一點。
註1：on.wsj.com/2TiT7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