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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下的抗疫和抗疫下的社會運動(文:李立峯) (09:00)

自去年6月開始,香港可以說只有反修例運動一單大新聞。進入2020年1月,抗爭行動比之前幾個月相對地平靜了一些,但關於組織工會和「黃色經濟圈」等討論仍然是方興未艾。意想不到的是,公眾的關注度突然被另一單大新聞掩蓋。網絡討論區連登也是一樣,筆者請同事幫忙從1月份連登時事台每天隨機抽出50則帖文,然後由兩位助理進行簡單的內容編碼。結果是,在1月1日至11日間,54.3%帖文明確地以抗爭運動為主題,15.1%帖文明確地以武漢肺炎為主題﹙餘下三成左右並不明確地以兩者之一為主題﹚。到了1月12日至21日間,67.2%帖文明確地以抗爭運動為主題,只有8.4%帖文以武漢肺炎為主題,但到了1月22日至31日,以抗爭運動為主題的帖文比例下降至13.1%,以武漢肺炎為主題的帖文比例則高達79.3%。

社會行動建基於既有社會網絡

不過,這不等於抗爭運動變得不再重要。我們可以問:這次疫情緊接着一場規模龐大的社會運動發生,對社會如何應對疫情產生了什麼影響?有幾點是頗為明顯的。第一,連續數月的抗爭運動,使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達至極低點,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中,由去年10月底開始,市民對林鄭月娥的評分,一直非常「平穩」地在20分左右徘徊。在這情况下,政府就算有能力做出適當的應對,都會事倍功半,當政府的應對實際上出了各種問題時,民間負面反應亦會比平常大。進一步說,在低信任環境中,連澄清事實和提供可靠資訊都會變得非常困難,亦直接導致了謠言的廣泛傳播。

第二,發起醫護罷工的工會,是隨着抗爭運動的發展而成立的,林鄭可能認為這是抗疫政治化的體現,但現實上,它只是一個例子,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絕大部分情况下,社會行動都建基於既有的社會網絡,就算在「無大台」的反修例運動中,運動前業已存在的公民社會網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經歷了逾半年的抗爭運動之後,一些新的公民社會網絡也在成形,而它們會成為日後各種社會行動,包括近日抗疫行動的基礎。

第三,部分跟抗疫有關的集體行動,用上了之前幾個月的一些抗爭行動模式,例如個別地區居民反對設立隔離營或診所的行動,都有堵路的情况出現,關於粉嶺暉明邨的抗議行動更涉及縱火,這在大半年前的香港是難以想像的。政府可能認為這些都是不必要的過激行動,但無論堵路是否合理,客觀現實就是政府之前處理社會運動失當,令抗爭行動不斷升級之餘,亦令更多市民接受了激烈行動的必要性。

抗爭運動就是疫情「背景」  非政治化

第四,民眾表達對政府處理疫情的不滿時,會用上從抗爭運動而來的符號和論述資源,例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演變成「康復香港,時代抗疫」,雖然兩句口號在字面意義上關係不大,但形式上的挪用,仍然足夠產生一種文本互涉,大眾如何理解前一句口號會影響到大家如何理解後一句口號。個別例子之外,在連登上,1月22日至31日間那些以武漢肺炎為主題的帖文中,有約三分之一用上了跟之前抗爭運動密切相關的語言。

再重申一次,這些現象的出現,不是因為有什麼人或者組織刻意把疫情問題政治化。抗爭運動實實在在就是疫情的「背景」,社會對疫情的理解和反應不可能不受抗爭運動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抗爭運動和抗疫其實還未真正全面連結起來。始終,抗疫問題在性質上還是有其獨特性。同時,抗疫期間,大家自然是安全為上,少上街和避免人多的活動,所以縱使仍然有一些抗爭行動在進行﹙例如2月14日在荔枝角收押所外的「和你過情人節」﹚,但參與人數都不多。

社運休止期  運動轉向內部鞏固

此刻,抗爭運動正處於一種被迫休止﹙enforced abeyance﹚的狀態。休止狀態﹙abeyance﹚是社運研究裏的一個概念,大意是指一個社會運動總有高潮和低潮,當外部環境不利社運動員,因而社運處於低潮或休止期時,社會運動會轉向進行一些內部鞏固的工作,繼續維護和建設一些網絡和結構,而當下一波高潮再來時,這些在休止期建立和維持的結構﹙abeyance structures﹚就會起着很大的作用。例如2016年旺角衝突之後至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前,香港的民主運動就可以說是進入了休止期,但在所謂休止期中,其實仍然有不少人進行不少不起眼的工作,尤其在社區組織方面。而這些社區組織和網絡,在反修例運動裏不少地區行動以及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當下的狀態也可以如此理解,當疫情的不確定性令社會動員暫時變得難以進行時,運動參與者可以做的,主要就是內部鞏固和網絡建構的工作。事實上,觀乎近日facebook專頁「香港人日程表」的內容,很多被宣傳的「行動」都是各新成立工會的會員大會或者街站。另外,一些運動支持者近日也留意到YouTube上親建制KOL湧現的現象,開始關注「網絡戰線」。

運動再次爆發的基本條件存在

疫情消退後,抗爭運動會以多大的氣勢捲土重來?17年前,沙士疫情、經濟衰退,以及23條立法爭議,造成了7月1日50萬人上街,成為回歸後第一起關鍵事件。17年後,社會運動在武漢肺炎出現之前已經如火如荼,正如不少論者提過,疫情出現,本來是特區政府挽回一點民望的機會,可惜現實卻是強化了民眾的不信任,搶購廁紙和搶劫廁紙,幫助了市民理解學者口中的「失敗國家」是什麼。之前抗爭運動的問題未解決,加上疫情期間積累的不滿,運動再次爆發的基本條件是存在的。

當然,筆者不敢隨便預測數個月後會發生什麼事情,疫情本身如何發展是未知數,政府還有時間亡羊補牢,而社會運動的內部鞏固和組織工作的效果如何,也會影響到動員再來時的光景。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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