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轉載自新浪微博作者「兔主席」1月5日帖文(bit.ly/37Duejs)；經本報編者編輯）
昨天（1月4日）一則消息：
「據新華社1月4日通稿，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任命駱惠寧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免去王志民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職務。」
駱惠寧的背景履歷與過往任命的中聯辦主任有極大不同，暗示中央對港思路及策略都在發生轉變。
一、先從公開信息看看前幾任中聯辦主任的履歷
（筆者沒有任何小道消息，純粹是從外界角度，基於公開履歷信息進行分析，同時也不評價官員個人政績及口評）
- 第一任主任：姜恩柱（2000至2002年）
姜是個職業外交家。他之前一直在外交部西歐司，官至外交部副部長。回歸前參與過中英會談、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之後擔任過中國駐英大使。最後才到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當社長。該單位是中聯辦的前身。
從姜的履歷背景來看，回歸時點的中央認為，處理對港事務最需要的經驗是外事，如何和英國人打交道。姜長期負責西歐、對英工作，最熟悉英國，最適合這份工作。
- 第二任主任：高祀仁（2002至2009年）
高是個資深的地方官員，他本是北方人，但在廣東深耕30多年，一路幹上來，曾當過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副書記。然後突然調任香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當副社長。後新華社分社翻牌為中聯辦，他變成中聯辦副主任，之後接姜擔任主任。
回歸前後，內地與香港的聯繫也是從廣東先開始的。高是廣東從基層提拔上來的幹部，非常熟悉廣東事務，在省港有很多地方關係。
- 第三任主任：彭清華（2009至2012年）
彭清華在去香港任職之前一直在中組部，主要是在中組部研究室，幹了約10年。這是一位在中央部門工作，搞黨建、理論的，他不但缺乏地方經驗，實際上缺乏一般的政府治理與公共政策實務經驗。調任香港當中聯辦副主任是他多年來第一次離開北京到地方任職。擔任6年多副主任後提正為主任（時年52歲），再幹了4年。但2012年他離開香港還年輕，才55歲，大有可為。他到廣西自治區當了黨委書記。2018年以後開始四川擔任省委書記。
因此，彭清華職業生涯中，從中組部幹部變成地方大員的主要過程就是在中聯辦。
他擔任中聯辦時正是中國快速崛起，承辦2008年奧運會，香港與內地關係最好的時候。當時一切發展都很順當，中聯辦的位置比較舒服，只要順其自然、低調辦事就可以。中央委派到中聯辦的幹部，並不是已經非常有經驗的地方大員，而是處在上升通道中的中青年幹部。他們來到香港，虛心低調學習發達經濟體的治理經驗，為自己在未來成為地方大員做職業準備。
- 第四任主任：張曉明（2012至2017年）
張曉明現在是港澳辦主任。他的職業工作經歷也比較簡單清晰，1986年畢業後就在港澳辦系統，從科員一路幹上來，從來沒有離開過港澳辦（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歷是在廖暉執掌港澳辦時擔任後者的秘書）。2012年他提為中聯辦主任時年僅49歲，非常的年輕，但這時他在港澳辦已經有長達26年的經驗。在2012年這個時點上，張曉明有很多優勢，一是集港澳系統歷年經驗與積累於一身（與大多從其他體系調來任職的中聯辦幹部不同，港澳辦是專門處理對港澳事務的「職業」幹部，官員履歷上有很強的穩定性及連續性），二是前所未有的年輕，正處在職業進一步上升發展的黃金時期。
到張曉明擔任中聯辦主任時，港澳辦積累了幾十年的經驗（包括回歸後的10多年），中央對對港事務顯然已經比較有信心，就從這個被認為是最成熟、最了解香港的體系內提拔官員負責對港事務。
但實際上，到2012年，香港與北京／內地的關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裂痕：2012年9月發生了轟轟烈烈的反國教（科）運動，在香港回歸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從今天的角度，再回過頭去看2012年，能夠發現：2012年可能就是香港反中政治化開始的分水嶺的一年。
但歷史還在發展：在當時的環境下，無論北京／內地還是香港對未來都還沒有這種認識。
- 第五任主任：王志民（2017年9月至2020年1月）
王志民的履歷更加複雜一點，以港澳經驗為主，也穿插一些地方經驗（福建）。
王是福建人，職業生涯初期，在福州工作10多年。1992年，被調至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任職，一呆數年（1992至1998年），積累了不少對港經驗。王在1998年再度回到福建，擔任過廈門市長助理（1998至1999年）、福建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1999至2006年）。
之後，王又重新回到中聯辦體系，長期擔任職務，一呆10年（2006至2015年），官至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之後，到港澳辦任職（副主任）一年，到澳門擔任中聯辦主任一年，最後在2017年調到香港中聯辦任主任。
從王的履歷來看，他在福建地方呆過，有一些地方經驗，但沒有擔任過很重要的職務，更沒有當過一把手。他的經歷主要是港澳體系。只能說他的履歷比只在港澳系統呆過的人更加複雜一些。
在港澳體系內，他的經驗也是非常豐富的。與港澳辦官員不同，王在回歸之前就在香港實地呆過很多年。在回福建工作了一些年後，他又在香港實地工作多年，並且也到國務院港澳辦及澳門中聯辦擔任重要職務。他的港澳經驗是全面的，對現有港澳體系是最了解的，與香港親中派有長期的聯繫。港澳系統裏有這樣履歷的人鳳毛麟角。
與49歲就擔任中聯辦主任的張曉明不同，王志民2017年任中聯辦主任時已經60歲。顯然，中央彼時已經知道處理對港事務的迫切性、重要性、艱巨性、複雜性，於是再在港澳系統之內選拔出了一位最有經驗的幹部履新。
與任職時僅52歲的彭清華與49歲的張曉明不同，在擔任中聯辦主任這個職務時，王志民已經是老同志。他的仕途已接近人生終點，他上崗的原因是經驗。
由上可以看出，從中央對中聯辦主任的選擇，是可以看出中央對港思路的。
二、從履歷看中聯辦新主任駱惠寧
駱惠寧的簡歷在此：bit.ly/37Fbpwe
他生於1954年，比王志民年長3歲，比張曉明年長9歲。
駱是從安徽基層一路幹上來的，曾當過知青、馬鞍山港鋼鐵公司工人。在安徽幹了30年，官至省委常委後，調任青海擔任省委副書記，一幹14年。其中擔任一把手（省委書記）4年。2016年，赴山西擔任一把手（省委書記），又幹了4年。
到2019年12月，駱已年過65歲，到了正部級官員退休年齡，調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委員是退居二線。2020年1月任命為香港中聯辦主任，就是把「沙場老將」重新推出山。
以下複述一些要點：
（1）駱是一個真正的省級一把手大員，這在從中聯辦主任歷史上是沒有的；
（2）駱不是來自港澳體系的；
（3）駱不在廣東及沿海擔任職務，而是在內陸（安徽、山西、青海），與香港的聯繫非常少。非但香港的民主派不識此人，對建制派而言，他也是個陌生人物；
（4）他已過正部級官員退休年紀（65歲），是對老將的重新任用。中聯辦任職應該是駱正式退休前最後一份重要職務。
筆者以為中央選拔駱作為中聯辦主任是有很深的用意的。
其一，駱本已到退休年紀，他履新是老將重新出山，在此年紀上，並不會希冀獲得進一步提職。他現在是為利用自己畢生的經驗積累，為國家再做一分貢獻。與謀求仕途的年輕官員不同，他沒有什麼太多需要顧忌的，把國家交給的本職工作做好就可以。
其二，駱並非來自港澳系統，他是一個真正的、純粹的「局外人」，完全不會受到幾十年發展出來的港澳系統的傳統、體制、框架、思維模式、人事關係等的約束和限定。任命駱是打破近年來形成的由港澳系統人員壟斷對港高級幹部的「傳統」。作為一個不受約束的局外人，他也可以去了解並客觀評估現有處理對港事務的模式是否存在問題。港澳系統深耕香港多年，但也有可能為自己的定勢思維所束縛，不能突破局限。
其三，各種他的背景也使得他和香港現有建制利益團體沒有任何關係。他是一個局外人，可以重新審視各種親中勢力，不受歷史條件約束。
其四，駱是一個典型的地方大員。中國政治體制下，地方大員才是國家的治理者。他們經驗非常豐富，精通政治，熟悉體制的橫縱運作，了解各種複雜的社會民生議題，有豐富的實務政策經驗，極為善於處於各種不同的利益與矛盾，如果說中央部委／外交體系的官員都屬於技術官僚（technocrat）的話，那麼這種地方大員就更像「政治家」（politician／statesman），我們的國家領導人通常都是這麼培養出來的，這個人才培養體系也是千百年來中國體制的延續，這在西方以法律從業人員為主體的選舉政治體制裏是極難見到的。
派這樣一個經驗豐富的地方大員來，就是看到技術官僚政治經驗不足，能力不夠全面，希望地方大員能夠從新的視角幫助全面梳理香港事務，摸索對港治理模式。有人擔心駱之前與香港聯繫太少，人頭不熟，也不了解香港，筆者以為這是太小看了中國地方官員的政治智慧、素質、能力。像這樣在地方摸爬滾打幹上來的幹部都是人尖子。他們不用花太長時間就能摸出香港問題的脈絡。
其五，北京對港事務很多年一直實踐的其實是所謂「井水不犯河水」，總是避免直接干預香港事務，怕動輒被指控違反「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這幾年，重新強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但外交系統／港澳系統的官員知識結構偏外事，缺乏相關的治理經驗及訓練，很難從政府治理及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思考香港問題。
因此，派這樣一個地方大員來，可能是朝着落實對港「管治權」的一個漸進轉變。
其六，駱的年齡擺在這裏，他將是一個歷史性的過渡型官員。但他履職的幾年又是極為關鍵的，將為摸索並建立某種新的治港模式提供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