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澳門證交所對香港意味着什麼(文:馮健鵬) (09:00)

2019年10月傳出消息,澳門證券交易所的設立方案已呈報中央,規劃中的澳門證交所被定位為「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納斯達克」。這個消息曾經在香港引發議論,但旋即被淹沒在日趨緊張的社會情勢中。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逐步深入,相信澳門證交所「落地」的日子為時不遠。對於香港來說,澳門證交所代表的變化,或許不僅是金融方面的影響而已。

一、按部就班抑或突如其來?

澳門證交所的消息公開時,香港正處在動盪的局勢中,因此這個消息在香港和內地都被一些輿論猜測為中央有意以澳門證交所取代港交所。但其實澳門證交所的設想早在2019年2月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就已見端倪:《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研究在澳門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而《規劃綱要》同時也將澳門定位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定位並行不悖。因此,設立澳門證交所更多地還是按部就班實施《規劃綱要》的體現。同時,「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納斯達克」也表明澳門證交所將主要服務於內地(尤其是大灣區)的高新技術企業;而港交所之前也確實在規則上對於互聯網等高新技術企業顯得保守。因此,即使將來的澳門證交所在大灣區內與港交所、深交所並立,也是互補多於競爭。至於「取而代之」云云,則未免過度解讀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澳門證交所消息的背景。持續數月的社會動盪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市場信心不足當然無法忽略,而港交所自身的動向亦耐人尋味:先是2019年9月份意圖收購倫敦交易所未果,後又傳出欲收購西班牙交易所的消息;幾乎同時,在允許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上市後,阿里巴巴重回港股——在港交所求新求變之際,澳門證交所的影響也許要置於更宏觀的層面觀察。

二、內地香港互相成就的歡與憂

1993年,內地企業開始在港交所上市,開啟了內地企業國際化的進程。內地企業在此過程中對於相關國際規則的理解和接受,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以港為師」實現的。據統計,從1993年至今,在港交所上市的內地企業融資金額已經超過6萬億港元;時至今日,港交所仍是中國境內最重要的融資市場。同時,香港也因為大量內地企業上市而改善了市場結構,令投資者有更多的選擇。據報道,至2018年底,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達到50%,「內地企業已經成長為香港市場的一個中堅力量」。作為內地聯通世界的橋樑之一,港交所也擁有了其他類似交易所(如新加坡交易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可以說,內地與香港多年來在金融領域真正實現了互利互惠、互相成就。

但也正是這種互相成就的背景,在雙方欲進一步發展時形成了樽頸:對港交所來說,「過於依賴內地」似乎就意味着「國際化不足」,而「內地化」抑或「國際化」彷彿也成了港交所面臨的重大抉擇。對內地來說,「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式地通過港交所融資,也愈來愈無法滿足多樣化的金融需求。由是觀之,澳門證交所的設立不啻為內地方面的破局之舉,而此舉的背後,仍然是以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框架和後盾。因此,對港交所乃至整個業界來說,與其關心澳門證交所,更重要的也許是要關心如何在大灣區的框架內順勢而動、尋求新的突破。

三、突破「非內地化即國際化」迷思

長期以來,港交所一直面對着究竟是「內地化」還是「國際化」的爭議,而這一困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香港金融乃至經濟整體的縮影。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為突破這種「非此即彼」的迷思提供了可能。大灣區框架具有非常突出的國際化因素: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大灣區11個城市的定位中,有7個城市的定位明確具有國際因素;而《規劃綱要》所提出的「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高水準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台」也就有紮實的着手點。

如果說,內地經濟多年來在許多方面呈現出「內地—香港—世界」的格局(港交所便是這一格局在金融方面的中間節點),那麼隨着具有高度國際化色彩的大灣區的發展,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出現「內地其他地方—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的新格局。澳門證交所(以及同樣在擬議中的廣州期貨交易所)的設立,也許正意味着這一新格局形成的開始。在這其中,香港既不至泯然於「內地一般城市」,也不再是聯通內地與世界的唯一孔道。

對於港交所來說,通過一體化發展而成為大灣區國際化金融體系的關鍵節點,也正是更好地擁抱世界的底氣所在。對於香港整體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中國法制研究計劃訪問學者

相關字詞﹕編輯推介 文摘

上 / 下一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