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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專業 教育革命(文:許寶強) (09:00)

依賴謊言管治,嘗試取締其他權力來源(如宗教或專業)的極權運作邏輯,在當代香港進一步擴散。繼傳媒、航空、鐵路等行業被迫站隊歸邊後,法律、金融、醫護、社福、教育等專業界別亦面臨愈來愈大政治壓力。源自殖民體制、慣於唯命是從的政府高官,不僅沒捍衛民眾的自由和專業的價值,更連以往官僚系統相對中立的政治操作也棄如敝屣。於是,我們最近看到,無心教育只做局長的楊潤雄,在接受中國大陸傳媒訪問時,表示當局很容易能知道學校、校長的態度和基本立場是否「有問題」,並會從「管理角度」處理,包括DQ「不能勝任」的校長(取消其資格),據說是為了防止「包庇失德」、關顧「學生的利益」和「教師的專業形象」。

楊潤雄言論是否製造白色恐怖,自有公論。不過,看見(或視而不見?)無法識別身分的暴警傷民、政府警官謊話連篇,卻不吭一聲,不知算不算是「包庇失德」?而關顧本地「學生的利益」,出自子女均入讀國際學校並到外國留學的局長口中,也總覺得欠缺點說服力。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這位從沒教學經驗、亦缺相關研究的高官,卻突然強調「教師的專業形象」——局長重視「形象」自然不令人驚訝,但說好了的「教師專業」呢?

什麼是「教師的專業」?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簡要而深刻地指出,教是為了讓學習發生(to teach is to let learn)。而「學習」則指:當重要之物走近時,我們需要盡力回應("To learn means to make everything we do answer to whatever essentials address themselves to us at the given moment")。對於專業是「為了讓學習發生」的教師而言,最重要的走近之物自然是學生。因此「教師的專業」大概就是願意以開放的胸懷,直面、迎接並回應學生的需要、訴求或提問。而「不專業」的教師的表現,就是對興趣相異、能力不同的學生,都只是複述套話成見,甚至完全拒絕回應,也正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指的缺學無思(thoughtless)——「沒頭沒腦的鹵莽、無可救藥的迷惘,或是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Elisabeth Young-Bruehl/揚-布魯爾 2006/2008:頁4)。「缺學無思」的典型形象,大概就是「人肉錄音機」——沒意願或能力接收立場不同的觀點,或對有助防止犯錯的反對聲音充耳不聞,只不斷用語言偽術重複各種陳腔濫調。

香港困局源自掌權者缺學無思

借用海德格和阿倫特的觀點,我們或可以說,當代香港最大危機,是掌控資源、手握權力的政府管治團隊,已愈來愈變得缺學無思。政權的拒絕思考和學習,於「送中修例」推出與撤回過程中徹底暴露、無所遁形。從推動修例早期全然不聽民間聲音——包括數以百萬民眾的反對和大律師公會的專業意見,到去年6月中以後不情不願「暫緩」以至死死氣地「撤回」,再到警察「永不會犯錯」的謊言傲慢、鐵下心腸「以暴製亂」的軍警管治,均反映出政權高官、建制政客全面封閉大門,拒跟抗爭者、專業社群和其他民眾對話。政權的缺學無思所衍生的後果十分嚴重,因其掌握資源、權力和武器,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社會的走向,若迴避抗爭運動向它展示的問題、拒絕聆聽和回應民眾需要,將令社會矛盾不斷積累惡化,加劇香港愈陷愈深的危機。

換句話說,去年6月以來的香港困局,歸根究柢源自掌權者的缺學無思。因此,要走出絕境,靠高壓警暴以求「制亂」無異緣木求魚;真正能對症下藥的,只能是用開放的態度,直面問題、承認錯誤、告別無思、回歸學習。為此,政府高官,尤其掌控教育資源的局長,不僅不應恐嚇校長教師,更必須向他們謙虛求教,因為「教師的專業」正是讓思考和學習發生。

告別缺學無思  重建教育專業

在力量對比懸殊狀况下,民間抗爭能維持逾半年,並迫使政權暴露出「窮得只剩下暴力」嘴臉,令其合法性幾近喪失淨盡,靠的是民眾的學習意願與反思能力,協助抗爭運動糾正錯誤,免陷警隊政權般的自欺欺人、一錯再錯。然而,隨抗爭的膠着,政權催生的暴力循環變得長期化,逆權運動內部矛盾容易湧現,建基於策略考慮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再難在根本上超越「和勇不分」/「前線後援」的二元想像與論述的局限;而政權巨商仍在很大程度上壟斷暴力機器和大眾傳媒,主導社會的政治議程,令輿論焦點置於簡化對立的暴力循環和爭論,民間社會往往只能被動地回應。再加上資源不多的社運團體和抗爭素人仍受困於日常工作和生活瑣碎事務,或習慣於既有做事或運作模式,難以完全開放地接受新的可能或挑戰,因此也有機會墮入缺學無思的陷阱。

以教師社群為例,威脅其專業倫理和實踐的,除來自政權的白色恐怖,還有日常工作和生活過程中困於瑣事的忙碌,在課程考評框架下慣於不停安排功課與操練、追趕死線以求急促達標,再難以開放胸懷,耐心思考和學習走近的重要之物,自然無法了解並回應我們學生的興趣、能力、需要和困惑。深受尼采影響的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指出,令我們「保持懶怠、忙於瑣事卻不事思考」,也就是阻礙我們學習的主要力量,源自愚昧的思想習慣:「愚昧的思想只能發現最卑微的東西——詮釋奴隸勝利的卑微謬誤和真理、主流的微不足道的價值以及既定秩序的權力」,而「愚昧不是錯誤或者一連串的錯誤。有些愚昧的思想和無知的話語完全由真理構成,但這些真理是卑賤的,他們來自於卑微、沉重和呆滯的靈魂」。對德勒茲來說,「真理並非思想的元素,意義和價值才是。思想的範疇不是真假,而是高貴與低賤、高等與低級」。

一個顯而易見的「卑賤真理」例子,是楊局長在回應製造白色恐怖的批評時所說的話:「有關言論,只是根據香港法例,講出當校長不配合調查工作時,政府可使行的權力」(bit.ly/39zFmzT)。楊局長這次並沒說謊,但在中港當前的極權臨近、萬千學子教師備受打壓的政治局勢下,他所念茲在茲、高調引述的這條源自殖民專制統治的「真理」,不正是宣示「主流的微不足道的價值」和「既定秩序的權力」?除了「卑賤」,還能是什麼? 

在缺學無思的持久狀態下,要克服卑微和愚昧,重建學習和思考的習慣,有必要落重藥,透過不斷的訓練和實踐,「冒着偏離軌道的危險」,改造思維、身體、情感的慣性,孕育學習者的能動力,以遏抑欲求卑微的反動力量。德勒茲總結:「我們不會思考,除非我們被迫走向某個地方,在那裏為思想提供養分的力、使思想變為能動和肯定的力……」這亦是為何他強調思想需要的是文化教育(paideia),而非方法。古希臘的paideia指的是以遊戲或運動等文化陶冶個人,強身健腦,孕育思考之力,導引兒童成長。

由缺學無思者管治的當代香港,我們需要的是一場教育革命,或回歸德勒茲所指的文化教育傳統,克服僵化的工作生活習慣,告別陳腔濫調、瑣碎事實、卑賤真理。教育革命的終極目標,旨在造就輕盈、肯定、狂舞的思想和學習社群,以相互確認的教育專業,為獨立自主的共學者提供一個抗拒極權的土壤,與差異的民眾坦然溝通,跟自身真誠對話,開放地接納和回應新的事物。只有這樣,教育工作者才不會「包庇失德」,才能真正關顧「學生的利益」和維護「教師的專業」。

參考書目:

Deleuze, Gilles(1983)︰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中譯:吉爾.德勒茲︰《尼采與哲學》,周穎、劉玉寧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p.151-162.

Young-Bruehl, Elisabeth(2006)︰Why Arendt Matters. 中譯:揚-布魯爾,《阿倫特為什麼重要》,劉北成、劉小鷗譯,江蘇:譯林出版社,第三章節錄。

Heidegger, Martin(1976)︰What Is Called Thinking?, Jesse Glenn Gray (Translator, Introduction), Fred Dernburg Wieck (Translator), Harper Perennial, pp.1-36.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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