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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政治瓶頸與中央需要作出的轉變(文:高廣垣) (09:00)

相信經過過去幾個月的社會動盪,每一個香港人都很着急要為香港未來找出長治久安的出路。其實,香港和中國大陸在中國最艱難的時間和百廢待興的時期曾經共患難,雙方都很能發揮唇齒相依的作用。到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的時候,到底中國能不能與香港共富貴,這才是對「一國兩制」真正的考驗。

香港的一國兩制在過去幾年已經出現很多管治問題,而到現在社會更動盪不安。如果中央政府繼續過往的全面掌控,同時要求特區政府採取強硬手段來應對市民,恐怕一國兩制走不到一半就走不下去,甚至要提早結束。試問誰能負起這樣的敗名?假如中央政府認為,保持一國兩制的外殼,但香港一切管治要完全聽命於中央,可以預計香港未來將會永無寧日,外資撤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這又是不是中央希望要回一個只聽命於中央的香港?中央真的有信心一定可以管好一個全面被掌控的香港嗎?

港人感覺中央要港府全面聽命

香港的政治瓶頸是自從2014年國務院公布香港白皮書開始,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沒有剩餘權力論」的提法非常反感。後來再提到「要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說法,更令香港人感覺中央要香港特區政府全面聽命於中央,香港人的聲音從此不再重要。

同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特首普選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把特首的選舉限制到密不透風,同時也對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作出不予改變的決定。這個對香港選舉制度的雙重控制,使得香港人覺得中央替香港作的決定跟香港市民的訴求有天淵之別,而且是不可動搖,沒有商量餘地。因此,也導致持續約80日的佔領運動(雨傘運動)。後來政府違背公義不顧民意的行為,包括取消直選的立法會議員資格、沒有給予辯解機會就取消參選人資格、把幾位發起佔領運動的學者送進監牢等等。

更嚴重的是,2019年2月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更是震動了整個香港所有階層。香港各階層都覺得意見被藐視,香港人特別不理解的是,特區政府從3月份開始聽到愈來愈多愈來愈大的反對聲音,為什麼要浪費7個月時間,發生了震動全球的抗議和衝突後,才在9月份宣布撤回?到底特區政府的決策出現了什麼問題?

政治瓶頸的根源

其實,這種不顧香港人的訴求、特首對香港人的要求一點反應都沒有的情况,早在2003年,特區政府推動23條立法的時候已經出現過。當時由於特區政府硬推23條立法,導致50萬人上街遊行抗議。可是,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之後連續3天,當面對傳媒時只說「早晨」,對有關事情沒有任何回應。直到最後自由黨倒戈,特區政府在不夠票的情况下才終止立法程序。

從香港的特首不能在洶湧民情的時候迅速作出回應來看,似乎他們都是要等待中央的指示。從幾任特首眾多的施政方方面面來看,他們都給香港市民愈來愈明顯的感覺,是只聽命於中央政府,幾乎完全不理香港的民意,甚至純粹是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試問有哪個地方的首長可以在完全不聽民意的情况下,還可以有效管治?

另外一個令到近年香港的管治問題愈來愈嚴重的,就是中聯辦全面參與香港的大小事務。中聯辦近年不斷插手並影響香港的地區選舉、立法會選舉甚至特首選舉;同時在日常的社團活動方面非常積極活躍,鼓動和推動成立大大小小的社團組織,扭曲了香港的社會生態,並嘗試倡導社會的政治取向。中聯辦的積極主動的做法已經遠遠超出了純粹替香港各界作為聯繫國內各部委和省市的角色,嚴重違反了基本法第22條的規定。有關條文明確規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轉換方法變調重來

其實,一國兩制對中央和香港來講,大家都沒有經歷過,也就是雙方都沒有經驗,如何推進一國兩制的管理和關係應該是雙方共同商討,而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都由中央替香港定奪。為了盡量減低中央對香港事務的誤判,也為了發揮香港的最大動力和能量,中央和香港特區的管理關係應該進行根本性的調整,在50年接近一半的時候轉換方法,變調重來,未為晚也:

第一,中央應該把特首向中央負責的事情,和中央對香港的管理和關係,以相互探討的情况下推進,並讓有關的內容和程式透明化,使得香港市民和世界都看得清楚明白,大家的信任也就容易建立;

第二,同時也應該回到基本法的規定,除了外交和國防,不再參與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中聯辦應該要回歸到純粹替香港各界聯繫國內各部委和省市的職能,不再倡導或參與香港內部事務;

第三,中央對香港不再承擔不應該承擔的責任。對特首的任命和司局長,中央不需要擔保他們日後的表現,更不應該為了特首和主要官員,押上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的關係。

以上的調整肯定可以把香港的民心和中央政府的聲望連接一起。只有在中央政府贏得了香港的民心的情况下,香港才能長治久安,繁榮穩定,也就可以繼續為中國下一輪的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

之前在我發表〈香港的第三選項〉文章裏,提起太陽與北風打賭誰能令路人先把大衣脫掉的故事。現在,也讓我們重溫小學時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就是大禹治水。帝堯時候,中原洪水氾濫造成水患災禍,百姓愁苦不堪。帝堯命令鯀治水,鯀用水來土擋的辦法。他把人們活動的地區搞了個像圍牆似的小土城圍了起來,洪水來時,不斷加高加厚土層。但是由於洪水猛烈,不斷衝擊土牆,結果鯀治水9年,勞民傷財,並沒有把洪水制服,最後被處死。

禹受命治理洪水,他視察河道,並檢討鯀治水失敗的原因。禹改革治水方法,放棄了與洪水搏鬥的圍堵方法,以疏導河川治水為主導,用水利向低處流的自然趨勢,疏通了九河。最後經過了13年治理,終於消除中原洪水氾濫的災禍。大禹整治黃河水患有功,受舜禪讓帝位。

香港的民意已經在過去好一段時間被激發成為洪水,採取圍堵還是疏導,相信中央要員一定心裏有數,不用多講。

長遠來說,香港對國家的貢獻其實也像水一樣,如果懂得順其自然疏導流通,不但不會造成破壞,還可以為國家未來發展的需要變成灌溉滋養,同時也能幫助中國貫通世界東西南北,交朋結友,暢通無阻。

作者是皇家測量師學會資深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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