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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煙花特別少(文:阮穎嫻) (09:00)

今天是2019年最後一天。2019年,香港人經歷了太多波譎雲詭、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社會不穩,人心浮動,就會有人迷信陰謀論。有人提出,2018年12月25日,電視播出了「蘋果廣告製作公司」的片段,背面是煙花場面,配樂是《真我的風采》。結果今年很多場煙花取消了,改以警察最怕的雷射筆的加大版做「幻彩詠香江」,街頭上燒催淚彈打個開花。有人考究,對上一次有類似的廣告,要數2003年,晚晚播,沒多久沙士就來了。

沙士和2014年的雨傘運動都是香港的轉捩點,備受世界注意。尤其自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以至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這個地圖上很小的一點,又再成為國際焦點,對上一次,已經是1997年。如今香港置於大國鬥爭的風眼,我們這些身在香港卑微如塵埃的肉身,不知有幸還是不幸,可能如上一代般,再次活在大時代裏。

歷史軌迹難料

歷史無人說得準。

法國大革命前,路易十六萬萬想不到暴力爆發使他丟掉王位與頭顱。當時他以為中產階級是他有力的支持,但中產階級其實是暴亂的骨幹。貴族和外人也嗅不到旁邊動亂發酵的味道。

1917年年頭,列寧跟一個瑞士聽眾說,自己應該活不到俄國「爆破」的一天。革命成功前幾個月,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沒有預備沙皇要倒台。就在王朝倒下前3天,英國大使報告外交大臣說「社會秩序有些紊亂,但無什麼大礙」。王朝倒下前兩天,俄國最後一位皇后亞歷山德拉說:「成班暴徒,青年周圍走話無飯開,啲工人又阻人返工。如果天氣凍啲,佢哋應該都會留喺屋企。單嘢會完,社會會回復平靜,唔該杜馬(議會)班友肯生生性性。」沙皇的想法一樣,到自己被推翻前一日,依然覺得運動太弱,不會成功。

伊朗革命也是類似。1977年9月,距離君主制終結只有16個月。美國情報局評估沙阿(Shah,君主的稱呼)穩如泰山。令君主倒台的示威已經開始,但CIA視之為「輕微干擾」,並認為沙阿的警察能搞定。即使是蘇聯、中國和英國等,亦一直支持沙阿,因為覺得他會捱得過。沙阿有他的收風人員,他認為抗爭者只是激進邊緣組織,伊朗主流的「沉默大多數」不會理。其實,高美尼(又譯霍梅尼)私底下跟同儕坦言,不覺得可以擊倒沙阿。最後,在經過革命及全民公投後,高美尼成為了國家最高領袖。

大時代抉擇影響三代

柏林圍牆倒下前,又有幾多人估到?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有異議者說反對派要準備1991年的國家大選,被人笑太烏托邦笑到面都黃。在柏林圍牆倒下後4個月,有個研究問,一年前預計到這麼和平的革命嗎?只有5%人答預計到,18%認為會,但不會那麼快,有76%人說完全預計不到。如果在圍牆倒下前問,無得馬後炮,相信結果更一面倒。

在東德將盡的最後日子,有數以千計在匈牙利度假的東德人,因為邊境限制在那段時間較寬鬆,逃亡去了西德。東德政府於是加強匈牙利的邊境管制,然後又有數以千計東德人現身布拉格的西德大使館。這樣一來,愈來愈多東德人逃亡,按也按不住,因為脫離東德機會難逢,恐怕蘇州過後無艇搭,但代價是走得太急,來不及執拾家當,留下財產。如果他們知道幾個月後牆就要倒,就不用走得那麼急。

上上一輩的人,不少也經歷過去留的抉擇。有些資本家來到香港,就不再回去,家人抱着嬰兒,帶點尿布,輕裝南下,廠房機器大宅,全部放棄,變賣也來不及。這些資本家,即使無帶太多財產,有知識和貿易能力,在香港就可以謀生了。留下來的,死的死,勞改的勞改,爺爺下的一個決定,改變了三代的命運。

1980年代及九七前移民的,際遇也許不同。主權移交之前,不少香港人舉家移民。九七以後,香港馬照跑舞照跳,身處異地的香港人,想念家鄉也好,找尋更好的工作機會也好,照顧家人也好,不少人回流。沙士時城市一片死寂,百業蕭條,當年買樓長揸的,現在生活應可無憂。

香港要思考自己的道路

香港人,又要面臨抉擇。不止是移民,就算不移民,留在香港,也須多重考慮,例如自己站哪邊,是否要表態,如何避免表態,還有資產配置、事業發展、留後路等問題。

獨裁政治本身不確定性較大,所有人落政治注的風險增加。想不落注碼,都有風險。全球化令每個人的機會和可能性更多,在大時代的洪流下更形迷惘。

在城市層面,香港位處大國邊陲,最近目睹英國脫歐、特朗普當上美國總統、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等大事,應該如何在國際定位、發展產業、保有優勢、迎拒移民、處理境外關係、建構社會價值,回應一代人的訴求同時力爭上游?

有人認為宏觀因素最重要,國際社會,政府的決策,小市民力量微小,難以左右,活在大時代只能旁觀和求生;有人相信群眾,認為應戮力一心,可改變社會;有人着重個人層面的決定,處理事業及去留問題。

不論着眼點為何,祝願2020年大家會過得更好,新年進步。

參考資料:

Timur Kuran, "Sparks and Prairie Fires: A Theory of Unanticipated Political Revolution", Public Choice, 61, April 1989, pp. 41-74.

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44, October 1991, pp. 7-48.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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