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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救港:不要戒嚴或游擊戰(文:趙明明) (09:00)

自港府推出「送中」條例,過百萬港人開始抗爭。愈趨激烈的暴力衝突造成數以千計受傷、數千人被捕,令人憂慮香港會否進入戒嚴甚或戰爭狀態。為免噩夢成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應引領新一屆區議員,自組閉門彈性小組會議,讓兩邊陣營共同思考創新的解決方案。

大型抗爭往往有人被殺,10月份,海地、伊拉克和埃塞俄比亞就發生類似情况。香港持續5個月的示威已造成小量人死亡,而暴力於過去1個多月更升級了。10月1日,警員以實彈槍擊一名中學男生,子彈與男生心臟僅距3厘米;10月13日,一枚自製遠程炸彈引爆了,警員僥倖無恙。持續的暴力升級卻預示了兩種可怕情况:戒嚴及游擊戰。

戒嚴狀態下  暴力會加劇

若抗爭者殺害任何一位警務人員或政府支持者,必然湧現要求實施戒嚴的聲音。類似的死亡個案繼續增長的話,政府就更大機會實施戒嚴。10月4日,林鄭已宣布動用《緊急法》,她可以輕易頒布更多禁令,並實施戒嚴。

《禁蒙面法》已經惹起眾怒,《戒嚴法》絕對會令抗爭者更激憤,迫使他們提升武力,在香港這個高樓林立的彈丸之地,針對政府作出更大範圍的破壞。印度以戒嚴令對付400萬克什米爾人,需要約60萬兵力,若香港要實施戒嚴,3萬警力如何壓制700萬人?

相信屆時林鄭會向中央尋求警力或軍力支援。沒有戒嚴令,香港警察勉強遏制武力程度,沒有殺死抗爭者,但一旦實施戒嚴,警隊和軍隊對付抗爭者時,就有很大空間使用武力。內地解放軍及武警不熟悉香港人,比起香港警察,他們更有機會(有意或無意地)傷害,甚至殺害抗爭者。軍人接受訓練,就是為了殺敵,要他們抑制本性,不去殺人,並非易事。

處於緊急或戒嚴狀態,如10月份的菲律賓、智利及厄瓜多爾,警察或軍人不時會殺害抗爭者。同伴被殺,其他抗爭者及支持者的暴力反擊亦會加劇。

若有抗爭者被殺  易燃起游擊戰

香港抗爭者與其他國家的抗爭者相比,教育程度較高,財力及社交網絡亦較強。9月2日,香港各主流大學有3萬學生示威。抗爭者集眾人智慧,利用雨傘組成龜陣作戰,以水中和催淚煙,並引爆自製炸彈。

2018年香港人均財富190萬港元,200萬抗爭者的資產加起來,或許有3.8兆港元。所以,8月中旬,抗爭者於24小時內眾籌得過千萬港元,亦不足為奇。

另外,居港港人亦與約170萬海外港人連結起來,此一龐大社交網絡促成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於全球67個海外城市組織示威活動。

怒火、專長、金錢、網絡,加上成千上萬進行非法活動的前線抗爭者,已經組成現規模的抗爭,可以想像,如果有抗爭者在示威中被殺,很容易會燃起一場游擊戰。

更糟的是,香港的戰爭或會蔓延至內地。即使內地嘗試封鎖香港邊境,或禁錮所有身處內地的香港人,抗爭者仍有很多親朋居於內地,而且海外港人亦可以遊客身分入境中國。抗爭者的盟友透過國外的社交媒體接收資訊後,可自製炸彈,並遙距引爆。襲擊令中國境內出現傷亡的話,不僅會重創其經濟,亦會驚動國防部。

所以,沒有人希望戰爭發生。

公平透明選舉  增管治認受減暴力

香港必須避免捲入戰爭。喀麥隆、葡萄牙及蘇丹等國政府,過去數月與抗爭者談判後,達成共識。2014年雨傘運動,時任政務司長林鄭與參與抗爭的5位學生領袖會面,可是,其中4人其後被捕,被判入獄或緩刑。當前抗爭因為沒有「大台」,更不可能藉傳統的談判解決紛爭,反而可藉區議會選舉化解危機,就像愛爾蘭共和軍以新芬黨作政治武器一樣,11月24日選舉中當選的香港區議員亦可為抗爭者發聲。

若大眾相信投身政治體系能改變現狀,就會與政黨結盟,而政黨並不主張暴力。公平及透明的區議會選舉能增加管治認受性,回復公眾信心及有效減少暴力情况。

再者,現時的社會環境下,新當選的區議員比早前當選的立法會議員,認受性更高。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數據顯示,2019年3月,自認本土派市民有6%,10月升至14%;自認是泛民主派的則由28%升至45%。

議會代表共撰計劃  促使政治和解

這些獲本地人廣泛支持的當選人,或能提供多元及創新的方法,解決當前危機。David Johnson、Roger Johnson及Dean Tjosvold的著作Constructive Controversy亦有提到:持相反意見的人士對話時,往往有創新的念頭,稍加精煉,便有機會得出雙方都滿意的方案。

故林鄭必須確保區議會選舉能安全及公正地進行。

然後邀請立法會所有政黨及新的區議會代表參與開放空間會議,共同撰寫計劃書,提供解決當前危機的方案。閉門會議的成員可彈性分成各小組,每人提出一些討論題目(如經濟、警察、暴力、司法等),並邀請其他成員加入討論。小組可合可分,會議成員亦可隨時加入或離開。

林鄭可賦權予小組,鼓勵雙邊討論,指出任何由親政府陣營及反對陣營共同簽署的計劃書,都會成為立法會及行政會議的議案。這些計劃書能反映多元意見,促使政治和解。

香港,接下來,是戒嚴、戰爭,還是由兩邊陣營共同解決問題?

(作者按:原文為英文,由香港教育大學評估研究中心助理主任林思明翻譯成中文)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講座教授(數據分析及多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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