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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權青年」2019:游走物質和後物質之間(文:智經研究中心) (09:00)

這個夏天,反修例風波鬧得沸沸揚揚,數以萬計青年走上街頭抗爭。站在政治光譜不同位置的市民,對抗爭的畫面或有不同感受,有「和理非」聲言「核爆都唔割席」,但也有不少人斥激進青年擾亂社會安寧,更有人形容他們為「買唔起樓嘅廢青」。抗爭的背後,社會到底有多了解這些「逆權青年」﹖回顧近年的相關研究,窺探這群體的價值觀和特質,看看能否在不同世代之間尋找出最大公約數。

本地生產總值一代勝一代  青年置業能力一蟹不如一蟹

其中一個了解青年的方法是從他們的物質生活入手。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於1971年至2018年增加逾55倍,反映經濟過去一直穩步向上。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很多市民能從中受益,但同時衍生一些問題和矛盾。

新世紀論壇及新青年論壇於今年初發表有關擁有大學學歷人士及住屋承擔能力的研究報告,以5年為一代,第一代為1958至1962年出生、第二代為1963至1967年出生,餘此類推,至第八代為1993至1997年出生。報告以新界約430呎單位的平均呎價,除以大學學歷勞工收入,得出每呎價錢佔不同世代大學學歷勞工月入百分比,發現第二代及第三代20至24歲初入職者的有關比例為19.1%和33.9%;第七代和第八代則分別升至52.5%及75.3%。簡言之,現今年輕一輩承擔樓價的能力,已遠遜於他們長輩的少年時。

有市民標籤部分年輕人為「廢青」,認為他們上街只是因「買唔起樓」。換個說法,年輕人投身社會運動是否純粹因為物質生活及社會結構未能滿足他們所需?

不滿政制、追求民主  才是抗爭主因

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8月公布一項有關《逃犯條例》修訂的民意調查結果,在14至29歲受訪年齡組別中,認為令年輕人最不滿的頭5個原因依次序為「不信任中央」、「追求民主」、「不信任一國兩制」、「不信任特首」、「追求自由」,而以上5個選項均有80%或以上受訪者選擇,「受住屋問題困擾」及「受經濟環境困擾」分別有58%及44%受訪者選擇。

由此可見,在反修例風波中,最能觸動年輕一輩的是對當權者及政制的不滿,以及對理想價值的追求。值得深思的是,雖然調查只針對反修例風波,但對政制的看法及個人的價值觀,往往非一朝一夕所能塑造。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在其撰寫的報告《再看世代差異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中,引用他有份參與的一項研究,把本港市民分為傾向物質價值、混合型,以及傾向後物質價值,並發現本港年輕一代大幅度地向後物質主義轉向,是在「80後」一群身上才開始出現的現象。

這些傾向追求非物質目標的年輕一輩,數年前已不斷把戰線伸延至街頭抗爭。2011年,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諮詢,大批市民擔心學生被「洗腦」,由黃之鋒等人成立的學民思潮多次舉辦集會、包圍政總。數年後一眾學生領袖為力爭撤回「8.31政改方案」,衝入「公民廣場」,觸發為期79日的佔領行動。但物質及後物質價值並非互不兼容,上述研究發現,最年輕組別18至29歲受訪者,最傾向有更多的金錢或收入令自己可以過更加充裕的物質生活等。

逆權消費:對社會絕望  大灑金錢及時行樂

若然年輕一輩對社會的不滿,可以同時建基於物質主義和非物質主義的價值觀,甚至可體現於消費行為,反修例風波觸發的各種杯葛、罷買、罷搭,固然是例子;青年無風無浪時的消費態度,也可理解為他們對社會的「無聲吶喊」。

明光社2015年進行的研究發現,在20至29歲的年齡組別,有61.1%租戶表示已「完全放棄置業」。報告同時指出,較少受訪者願意為置業調低生活質素,包括日常飲食、旅行等,反而認為樓價不合理,置業可能性低、機會成本高,倒不如選擇享受生活。

儲蓄多少、置業與否,關乎消費模式及生活態度,沒有對與錯,但從上述現象或可見,不少青年傾向選擇「今朝有酒今朝醉」。類似的消費心態非香港獨有,在南韓,部分年輕人偶爾揮霍在沒必要的地方,例如下班後改坐的士回家,這種行為被稱為「使他媽的錢」(shibal biyong)。

當地有學者分析,「使他媽的錢」是國民對絕望情緒的表達,因他們不滿被擁有財富的人操縱。就香港和南韓兩地的情况,可見社會的流動性,與青年對前景的態度不無關係。

青年將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不論是決策者,或是處於「收成期」的年長一輩,都不應對青年的追求視而不見。年輕人某些看來橫蠻無理的舉措,背後其實反映着社會深層次問題。與此同時,青年也要多思考制度上的局限,別讓隱性偏見淹沒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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