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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後」世代非隨便支持勇武(文:趙永佳) (09:00)

近月來,各陣營和市民大眾都會感受到青年的急速前進步伐,客觀上又是青年再次衝到時局的浪尖上與各方博弈。因此今天我想從浪尖青年的人生歷程中後退幾年,看看他們生活於相對平靜的少年時代,他們對社會及制度有什麼看法。

教育成就評量國際協會於1999、2009及2016年進行了全球性的「國際公民教育及素養調查研究」,調查目標是約14歲就讀第8級的學生的公民意識,即香港的中二生 。但1999年香港的調查對象是約15歲的中三學生,作比較時應留意分別。雖然我沒有參與該系列調查,但3次調查都由教育大學團隊執行,數據亦已公開。

1999年的15歲中三生,就是於1984年出生;2009及2016年的14歲中二生,分別於1995及2002年出生。換句話說他們分別代表所謂「80後」、「90後」和「千禧後」世代。雖不是偏愛世代論述的角度,但對這3個世代進行調查,恰好與近10年大眾熱話相呼應,不妨看看他們3代之間有什麼變化。以下報告的統計數字,按相關機構規定,必須經加權處理,以便適合從樣本資料推論到當時全體中二學生(1999年樣本是中三生)的情况。

3代少年皆最信任法院

3次調查都有訪問少年對7個公權力來源(法院、港府、警察、區議會、立法會、傳媒、政黨)的信任度(圖1)。對這7個公權力的信任度,3代少年沒有一致的變化趨勢,唯一不變的是對法院的信任度始終居首位。從圖1可見,3代少年對法院的信任度,在各自調查中都明顯高於其他公權力,香港司法制度可算是少年的安心之所。這當然也解釋了為何當他們感到香港法治受威脅的時候,會有這麼大反應。

至於3個月來成為時局焦點之一的警察,「80後」和「90後」在受訪當年對其信任比例,較信任政府更高。「90後」近73%信任警察,較「80後」的57%為多,但「千禧後」則掉頭降至不足66%,這明顯是受佔中時期警民衝突影響。3代少年對政黨的信任度則呈明顯上升趨勢,但最高的「千禧後」只有45%,從調查數據無法得知上升原因。

對駐港解放軍,沒有「80後」一代的統計,「千禧後」比「90後」的信任度下降。觀乎過去多年內地與香港矛盾持續升溫,結果並不令人驚奇,要歸咎兩地矛盾導致對解放軍的信任下降。可惜調查中沒有其他有關對內地或中央政府的問題,可作進一步分析。少年對解放軍的感覺,與大量其他青年、成人的有關中國的調查結果大致相同。

有政治人物在這5年前後都重複訴說青年受外部勢力教唆和訓練,而得以熟練運用社交媒體。2016年調查首次向14歲中二生提問對於社交媒體的信任度,結果有50%表示頗為或完全信任。這數字不能直接反映中二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但至少反映14歲香港少年已有社交媒體的使用經驗,否則就談不上信任與否。

僅次法院,少年其實對學校亦是高度信任,並且一代高於一代。若為了未能統一口徑向少年解釋社會變化而因噎廢食建議教師不談不教的話,實在有負少年信任學校的教導。綜合圖1所有項目考慮,或多或少反映香港少年生活於平靜時局下,對擁公權力的制度或組織其實是頗信任的。

「千禧後」對「和理非」感失望

調查中另一組較重要數據,是有關少年未來的公民參與可能性(圖2)。在兩項較平和的示威活動中,收集請願簽名同是有最多「80後」和「90後」認為自己未來會參與;「千禧後」的比例明顯下降。和平遊行或集會,最多「90後」少年表示未來會參與;「千禧後」少年則是3代中最少人,而且與「90後」比較,差距不少。是「千禧後」少年的公民參與意識或參與社會運動意願較前兩代冷淡嗎?看來未必。

圖2顯示,另外3項性質更激烈的示威活動,包括佔據公共建築物、堵塞交通、噴畫抗議標語,「千禧後」少年表示未來會參加的比例較「90後」上升。不過要注意的是,相比之下我們的「90後」及「千禧後」少年卻還是較「80後」少年溫和!由此可見,特區底下長大的「千禧後」顯然是在政治事件影響下,對一些所謂「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行動表示失望,但他們對一些相對「勇武」的抗爭行為也並不是隨隨便便支持。我們都不希望暴力或激烈抗爭會成為常態,但社會上的「大人」其實應更多了解年輕人抗爭行動的背景及思考。

2016年受訪的千禧一代少年,今約17歲,若順利升學的話,明年今日剛好踏入大學或大專門檻。按照10年來對青年的論述,他們即將會被視為衝上浪尖的一群,成為問題之源或是解決問題的對象。其實相近的分析及前瞻,2016年教大同事莫慕貞及甘國臻已經談及(註)。他們深入分析2009年的調查,指出當時的14歲少年將來會否參與激烈抗議,與他們的公民知識水平、師生關係和課堂開放氣氛掛鈎。他們提出:「如果政府(不論本地或國家層面)不廣泛聽取年輕人的意見,不努力匡扶年輕人成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棟樑,而只製造更重的疏離感……」很可惜,當局顯然沒有聽取他們的諍言。

今次運動中,30歲以下青年大都對政府及政策表現了負面情緒,更有不少走上街頭以行動表態,是否就如有些建制派指摘,是通識出了問題,再積累至大學放任而問題加劇?又還是因為在《逃犯條例》修訂過程中政府接連犯錯致捅出這麼大的漏子?追緝運動「背後黑手」、「深層矛盾」之餘(其實5年來哪有停止過?),又有否想過為什麼大家身邊那些平時又乖「又正常」的少年(大量名校生)會走上街頭?還不是因為政府錯攻自己球門「擺烏龍」才造成今日田地?

絕大部分上街青年非勇武派

「90後」已是3代少年中最低比例未來會參與激烈示威活動。莫及甘之擔憂,近月以至近年時局變化,似逐步得到印證。現在很多建制派人士都指摘青年走了歪路,但我希望在批評之餘社會也能了解到,在特區時代成長的青少年,他們的心境與世界觀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無論我們是否同意今次運動的訴求或抗爭手法,我們也應留意絕大部分上街的青少年(當然也有中老年人),其實都非勇武一派。現屆政府彷彿將「止暴制亂」變成唯一施政綱領,更拒絕回應(他們說是答應)大部分運動訴求。然而就算在「平亂」之後,溝通、復和的工作還是要展開。到那時候,明白到青少年在特區時代長大究竟對他們來說有何意義,是這個重大工程的前提條件。

註:2016年3月4日《明報》,莫慕貞、甘國臻,〈追本溯源:探究青年參與非法抗爭的意願〉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少不更事還是禍根早種?特區少年十二時」)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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