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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問題真的那麼難懂嗎(文:趙永佳) (17:00)

近10年來香港社會運動愈演愈烈,其中青年人亦愈站愈前。每次運動爆發時,坊間都有不少流行解釋,為何青年人會成為社運的先鋒。我早期的研究集中工運與勞資關係,後來轉而研究經濟發展與工業轉型,但近年來卻是發覺躲也躲不開這個所謂青年問題。

2009年至2010年期間,我首次感受到青年社運的衝擊。當時我有一名學生參與反高鐵運動絕食,也有不少到立法會外面集會。

不久後,中央政策組(當時首席顧問是舊老闆劉兆佳)有個朋友來電,說要和我談談青年與社運的問題。我和他們談了一下,結論是其實我們對年輕人知道不多,當時也沒有什麼本地相關學術研究供參考。於是他們說要委託我研究反高鐵運動參與者的成分、背景和動機。我想了一下,有些擔心政府做背景定性(background profiling)是用來對付示威者,沒有答允。但基於學術好奇心,也希望明白為什麼自己的學生這麼熱中社會運動,於是反建議以問卷調查一般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以及對政府的看法。

當時中策組一共委託了3個有關青年的研究項目,其中一個由我負責,提交報告之後也有到中策組做口頭報告。不過可想而知,其實主要官員對我們的研究結果都不上心。後來2011年更發生唐英年向「80後」社運青年開戰事件,他在一個由青年智庫舉辦的論壇中,指摘80後「重權利,忽略責任」,警惕他們「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容易「車毁人亡」。他最後帶出結論:「我們相信絕對不願意看到政治或社運引致流血,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

事後孔明,唐英年可能不幸言中,現在青年人和香港真的彷彿已經走上不歸路。但他的「暴風少年」邏輯,當時就已經引起輿論嘩然。我記得有記者朋友把上述幾份中策組的研究報告挖出來,指出他的觀察與報告結論不符,懷疑他沒看過報告,卻證明我起初的憂慮是多餘,當時政府根本沒有重視學界對青年人的觀察和結論,當然也不會以此來「對付」社運人士。

通識科教壞青年人?

其後每次大型青年運動出現,建制派一端都會提出一些「有趣」解釋。2012年「三三四」教改之下,首屆高中文憑試後的暑假,還未放榜就出現了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準備獨立成科,引起大規模反國教行動。政府總部的萬人集會,將之前由高中生牽頭成立的學民思潮推到了暴風眼之中。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賢7月放榜時通識科考獲5**,新聞標題是「通識尖子反國民教育科」,2013年黃之鋒也在通識科考獲5級,是他各科成績中最佳。此後,通識科與激進青年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建制派大將相繼發炮,最近更有董建華自承犯錯,任內搞出了通識科,讓教育出問題。

不知道是運氣太好,還是太壞,我自2009年就開始擔任通識科的科目委員會主席,參與了整個通識科的課程撰寫工作,自然也要面對種種對該科目的指摘。對通識科的其中一個批評,是課程太過政治化,讓學生過早接觸太多政治爭議,令他們變得激進。每次我看到這個指控都感到有點啼笑皆非,某次有泛民議員劈頭就對我說其實起初他們也反對,支持的都是建制派,因為他們覺得政府是要將通識變成「洗腦」科、國民教育科。平心而論,將通識科的初心說成是洗腦是言過其實,但本科是有公民教育的任務,卻是不爭事實。

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資格發言。起初我對這問題避而不談,只能私底下研究,搞清楚自己是否變成了香港的千古罪人。後來2013年我和一名研究生合作,訪問了學民思潮的主要組織者,發現只有兩人表示是受到通識科的「啟發」而參與社會運動,其他有些是通過其他科目(如地理、中史),或課外活動(甚至是由建制舉辦)。這令我更加懷疑這套「通識教壞青年人」理論的可信性。

到了雨傘運動時期,學聯、學民思潮「雙學」和「90後」青年成為主體,很快就取代了「佔中三子」的位置。既然是青年運動,通識科又一次成為「始作俑者」。於是,2015年我和中策組商討再次開展一項目標為90後青年的大型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訪問了來自25間中學共2896名中五學生。平心而論,中策組未必能夠對政策有很大影響,但它在被改組前亦確實推動了不少政策的基礎研究。

是次調查,說明了未有證據顯示通識科令學生變得狹隘與偏頗。相反,通識科當中的「明辨性思考」令同學們能從不同角度、不同立場來檢視議題,而非只從自身利益和立場出發。一個例子是喜歡通識科的學生,較認同新移民及雙非兒童應享有與其他香港人同等的機遇和福利。數據並未有顯示學生因為通識科而變得本土化,或是排斥內地移民。通識科要認的「罪」,可能就是成功執行了賦予該科的公民教育任務,令一代年輕人更關注了社會事務。當社會政治矛盾愈來愈尖銳,自然令他們有了自己的看法,而其中一些人就會希望「做點事情」,來幫助自己的家園。大部分通識科教師在做的都是「疏導」工作,但顯然他們不能令學生對社會矛盾視而不見 。

上位無望的「廢青」?

另一套比「通識論」較為精細的論述,是我稱之為「上位論」的說法,認為年輕一代因受上位無望的挫敗所促使,才積極參與社運。其實這觀點是在反高鐵運動時期由曾俊華首先提出,他借用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指出青年運動可能是因為「第四代」香港人的向上流動機會減弱,包括不能置業等深層次矛盾所促成(須注意這並不是呂大樂的說法)。這套論述的根據在於青年的社會流動機會,到了特區時代確實比七八十年代的「黃金歲月」為差,而「房事」也是令不少青年人感到氣餒。不過研究社會運動的人都知道,由結構性社會矛盾到社會行動之間,其實有着相當複雜的關係,兩種現象同時並存,並不表示兩者之間有必然,或直接的關係。

然而,由佔領運動開始,上位論就儼然成為建制派解讀青年運動的主調。當時特首梁振英在接受報章的訪問時表示,他知悉佔領區的示威者除了對政改普選議題有意見外,亦有人對房屋和向上流動等問題感不滿。此後特區政府的青年工作,也主要循此方向。上位論的一個變調是「廢青論」,是建制用來攻擊參與傘運青年的標籤,認為他們是一事無成,又無心上進,但阻人發財。當向上社會流動受到阻窒而刺激社會運動,參與者自然就是廢青,所以上位論與廢青論,其實是一體兩面。

我過去的研究曾嘗試驗證所謂「上位論」,當時的結論是年輕人對自己生活和發展機會之不滿,並不如輿論所描寫般大。另方面,雖然年紀愈輕對政府政策的確相對有較多不滿,但這些不滿,不是源自他們對自身生活的焦躁不安,反而更多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以及對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之不信任。他們對自己生涯發展的不滿與社會行動的相關性,並不如他們對一般青年人景况的不滿那麼强烈。這顯示了社運青年的動機,可能並不是個人的私利,而是追求社會公義。青年人看到的,不光是自己不如意,更是廣大同齡人的處境,反映出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公平。

藥石亂投 迴避核心問題

在上位論的指導下,政府回應青年社會運動的策略,就是強調拼經濟、拼民生、拼房屋,鼓勵青年響應中國機遇、大灣區發展、提供更多本港內地實習機會,也提供了更多本科生學額讓副學士畢業生繼續升學,和對私立大學學位提供津貼等等。這些政策,原則上都沒有錯,是政府應當做的,雖然很多人會覺得,是解決不了香港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核心問題是,如果青年運動的訴求,其實主要並不是物質性的期望,而是社會公義、政制民主的話,那麼政府這些物質回應只能是「斷錯症、開錯藥」,亦因此社運青年現在都自認是廢青,正是要表明不為五斗米而折腰。

這裏篇幅有限,我只能處理幾套可以驗證的說法,其他比較「無厘頭」的例如「外國勢力論」,我其實也是一頭霧水。在過去10年間,我和研究團隊花了不少工夫來驗證上述這些可能驅使青年人參與社會運動的論述,其中甚至運用官方資源研究,報告亦必定交到政府手上,亦盡量在報章上撰文發布。我的「小確幸」是希望成為中介,來「翻譯」青年人的心聲。奈何建制方面似乎並不願意面對,對他們而言是不方便的真相。如果青年的訴求,主要不是工作、學位、居所,而是公義、自由和民主,那麼一直以來,政府所做的工作當然不會有效。如果通識科也不是青年轉向的元兇,那麼繼續糾纏廢除通識科,亦不會是解決青年問題的靈丹妙藥。

建制派必須承認,過去10年的藥石亂投,迴避核心問題,使得一次又一次的大型運動,累積下來成功地「改造」了一代兩代甚至三代青年人,即是由我最初研究「80後」結論時提醒「90後」亦將來勢洶洶,到今年回歸日前後所見不乏「千禧後」主力上街。正如唐英年當日所預言,香港現在彷彿走上了不歸路。如何以一國兩制的框架來解決眼前的政治風波,確實需要政府以最大的誠意來回應青年人的心底話。過去我所做的工作其實只是這件大工程的開端,我樂見現在更多學者,尤其是青年學人,開始加入這項工作。青年問題從這角度來看,其實並不難懂,問題是當局有沒有決心走出它的同溫層,面對現實。

作者簡介:現任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聯席總監,並曾擔任通識教育科課程委員會主席多年

(原文刊於2019年7月10日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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