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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交疑犯的四贏方案(文:黃賢) (09:00)

修訂《逃犯條例》,政府下一步的明智做法,不是急於為政治目的通過目前的草案,而是尋找一個四贏方案,即:一個港人能放心、國際社會能釋懷、台灣能接受、內地疑犯能送返的方案。

沒有緊迫性,是因為提出修例的兩個藉口都不復存在:台灣已斷然拒絕接受目前草案;而內地逃犯能留港,純粹是保安局失職,可輕易用移民法拒絕讓其留港。

草案備受批評,是因為主要官員不做功課、不熟書,漏洞百出。概括為四方面的認知漏洞:一、對國家統一的認知漏洞;二、對國家安全和持續發展的認知漏洞;三、對香港的國際義務的認知漏洞;四、對引渡法的認知漏洞。

這些認知漏洞體現在兩個嚴重後果:其一,輕率剔除某些罪行後,香港將成為犯罪天堂,不利國家安全;其二,方案粗疏,被各方面詬病,徒增社會猜疑。

修例令香港淪為經濟犯罪天堂

政府聲稱的所謂漏洞,其實是回歸前北京的精心安排,排除內地、台、澳,目的是保持四地憲制安排的靈活性。僅僅翻看立法會資料,猶如井蛙觀天,起碼要看到中英聯絡小組工作文件。本人當年有機會參與內地和台灣間的移送工作,充分體會問題的敏感性。設計思路是各地若要移送疑犯,可通過民間機制酌情進行,雖麻煩低效,但各方都保留主動權。

政府不明初衷,匆匆提出修例,捅破防火牆,社會各界特別是工商界嘩然,政府難免被迫一而再「跪低」,剔除九大類經濟罪行。

其結果和提出修例的目的截然相反,因無疑是提前替內地宣布大赦,豁免一大批違反這9類罪行的貪污從犯,讓其冠冕堂皇地在港繼續幹其勾當,比特赦還風光體面。香港自此淪為經濟犯罪天堂。國家目前最大的安全隱患,毫無疑問是貪污腐化。不要忘記,香港歷史才3個甲子,卻已目睹兩個內地朝代倒於貪污腐化。

工商界也不應掉以輕心。本人正在協調一宗名人案件,原來是商業糾紛,卻被對方買通內地司法系統,被誣告詐騙。按修例草案,提請遣返的程序門檻降低了,而受害者在審理過程中,依法是不能充分反駁「詐騙」誣告。

更有甚者,新的修訂條例,造成新的風險。內地執法水平參差不齊、吏治不彰,還必然出現如恐嚇、勒索等副作用。這也是本人處理內地與台灣移交疑犯最深刻的體驗。

這些方面保障要清楚列明,約束對方,不容苟且。

問題分3個層面,但都反映一個通病:跟不上時代發展,法律底蘊不足。

修例草案  粗疏落後

先是立法技巧,未以清晰易懂為目標,出現以下繞口令式條款,把複雜的法律問題變得更複雜:「(b)第2(3)條適用,猶如當中提述『第(2)款』之處, 是提述『第3A(5)條』一樣。」(《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其次是修例的連帶作用,草案未能照顧各持份者的合理期望。香港難得和20個司法管轄區簽署移交協定,都是建基於相互了解,在這方面趨於同質。草案突然降低程序門檻,摻入170多個各式各樣的管轄區。已和香港達成協定的地區,為保護其人民不被隨意移交,難免強烈反應。

以英超或做生意做比喻最簡單:打英超聯賽,卻貿然加入一批乙丙丁組隊伍;或合伙人團隊,一直審慎理財,但一員突然成敗家,不抗議才怪。

最嚴重的是,未能充分利用近年廣泛使用的引渡法機制。這些機制是為了應對不斷出現的新狀况,普通法、大陸法地區都在用,有參考意義。

相反,草案提出時,未做功課的官員們輕蔑否定坊間建議,居然錯誤地標籤某些機制為違反普通法。殊不知這些機制不僅源於最古老的普通法,在普通法國家使用,更是香港在逃犯協定中承諾的國際義務。還害到港澳辦主任學舌。

邁向一個四贏方案

一個四贏方案,必須考慮到香港憲制地位特殊、法治水平較高、經濟高度外向、人員進出頻繁。至於逃犯條例應否修改、如何修改,要通盤考慮。總言之,修改條例必須細膩地考慮到:(1)不同移交申請方;(2)不同類別被移交人士;(3)不同移交機制;(4)不同罪行;(5)不同適用時間;(6)保證港人、來港外國人不輕易被引渡的機制;(7)協定地區的憂慮、利益,要在條例條文明確區分待遇,甚至要考慮修改已簽訂的協議;(8)對等問題,特別是對國民/居民的對等待遇;(9)防止法律、體制以及吏治的漏洞和後遺症。

整合以上要素前,先重點談兩個不同移交機制。

目前香港已簽了的協定,包括多種移交機制,包括無身分限定、不移交內地居民等,也不一定對等。其中兩個原則,使用的地區會愈來愈廣泛,值得參考,即:「居民不移交原則」(non-national)和「不移交則審判原則」(aut dedere aut judicare)。

「居民不移交原則」是世界主流,主要在大陸法地區使用,包括內地,也有個別普通法地區曾使用,更常出現在普通法地區的協定,如香港和菲律賓、印尼等的協定。香港應以此為預設移交機制(甚至涵蓋第三方居民)。

「不移交則審判原則」歷史悠久,最老的普通法記載是800多年前,運作簡單:若某疑犯符合移交的所有條件,被申請方依然有權不移交,但必須在當地提出審訊。香港和多個地區有類似條款,如英國、美國、菲律賓、加拿大、澳洲、德國等。香港尚未為這機制制訂本地審訊程序,才是真的漏洞。

澳洲有完整的有關本地立法。香港若以此為藍本,不會涉及內地法律在香港實施的問題,也不是域外執法,更無不能追溯的問題,何况還是香港的國際義務。

難免要涉及「港人港審」建議。此不幸的提法(改錯名)的法理,可藉助「不移交則審判原則」,但應用面較狹隘,難免被外行抨擊。

整合以上考慮,方案大體上可按如下思路——

(1)移交疑犯按申請方,分為與香港有協定和其他地區兩部分。

(2)移交機制按不同部分進行,前者完全按現有機制進行,後者如下:

●設定機制是「居民不移交原則」,也包含第三方居民(即僅可移交申請方的居民);

●若香港居民或第三方疑犯滿足移交標準,特首在提請立法會批准後,一次過實施「不移交則審判原則」,移交該疑犯或本地審訊;

●為避免第三方違反移交條件,特首和立法會都可啓動「逆止機制」,終止日後酌情實施「不移交則審判原則」。

(3)至於豁免某些罪行,原則上應盡可能少。配合適當不追溯期,效果更大,也不會出現包庇疑犯的副作用。

估計此安排能令港人放心、國際社會釋懷、台灣接受、內地疑犯被送返。四贏是矣!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

作者是法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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