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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兩點思考(文:梁定邦) (09:00)

香港《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修訂,顯而易見,在社會上產生了深刻分歧。我相信各方所需要爭辯的理由,已經充分表達了。所以,除了以下兩個方面的思考,我也難為這場爭議提供更多見解。當然,我必須強調,我只是以個人身分表達這些觀點,這些觀點絕不代表與我有關聯的任何組織機構的意見。

台灣只能通過兩岸機制要求引渡

首先談談向台灣引渡逃犯的問題。該問題也是本修訂草案之所以產生的原由。在考慮該問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歷來是將台灣視為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國務院《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2000年2月)中,也提到根據「九二共識」原則下進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務實處理台灣問題的態度。海峽兩岸的公共事務,是通過台灣與大陸的兩岸組織機制在「九二共識」原則下進行的。港府將逃犯從香港引渡給台灣時,必須遵從這一機制。香港《基本法》第9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在大陸法系的司法範疇下,司法機關也包括檢察機關。根據逃犯條例修訂,以後引渡逃犯需要進行個案審查。因此,每一次逃犯引渡,均可以被視為一次根據基本法第95條所制定的雙邊司法協助的單獨協定。

在我國憲法框架下,我以為,台灣只能通過兩岸組織機制的安排,才能提出從香港、澳門或內地引渡逃犯的要求。如果台灣迫切地需要從香港引渡逃犯,那麼這將是一次重申「九二共識」以及兩岸相關機制安排有效性的絕佳機會。

法院司法覆核一般只作程序審查

第二個問題是香港社會對引渡逃犯的不安情緒。儘管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了許多保障措施,但社會大眾——尤其是法律界——對將逃犯從香港引渡去中國大陸依舊深感不安。這種不安可能來自特區法院在以往處理引渡案件中所擔當的有限角色,特別是在一般情况下,受理法院並不審查移送地的審判是否公正。

假設在每一個引渡案件中,香港特區政府在考慮某項引渡要求時,根據逃犯條例之規定,該項要求需要提交給香港法院作出裁定。在香港特區政府將引渡要求提交給法院的時候,還必須向法院提供關於被引渡逃犯逃行的書面證據。在香港的引渡案件中,受理法院就是裁判(香港的基層)法庭。受理法院必須審查被引渡逃犯的書面材料,是否具有足夠的「表面」證明。受理法院在引渡案件中的裁定,可被高等法院進行司法覆核。該覆核基本上是一項程序性審查,主要核實受理法院在審查過程中,是否存在對被引渡逃犯相關重要事實的遺漏,或考慮到並非相關的因素,或是否在審議過程中存在程序性違法,或引渡請求中的書面證據是否單薄而明顯不足,足使合理法院應予以駁回。

這種司法審查極少有推翻受理法院結果的先例。這主要是因為在高等法院的審查過程中,法院並不審查要求移送地法院是否能夠對被引渡逃犯進行公正審判。因為提出移送的一方,是依據一項簽訂在先的雙邊協定提出請求的。在這些協定中,除非有明顯反證,法院會推定特區政府已經明確考慮過保障性的條款。引渡條約的締結,是一國行使主權的行為(香港特區簽署引渡協定,則是行使國家授權的主權行為)。故此,法院司法覆核在一般情况下,只作程序性審查。

涉引渡香港永久居民  法院或可作實體審查

因這一次逃犯條例的修訂後,特區將採取個案處理,故此在沒有引渡協定在先的情况下,法院在司法覆核也許可以作一點實體審查,特別是牽涉引渡香港永久居民之時。根據基本法第24條,香港永久居民享有香港居留權。如果該居民被引渡到另一個司法管轄區,該引渡至少會部分地剝奪了他的上述權利(假設他被判「有逃」並在海外監禁刑滿後返回,但被引渡時他的留港權的確被剝奪)。居留權是港人獲基本法賦予永久居民的基本權利,這種權利被剝奪,法院可進行實質性的憲法審查。在Hysan Development Co Ltd & Others v.Town Planning Board(FACV 21/2015)一案中,香港終審法院認為,若要通過某項法令或者行政行為剝奪基本法中所規定的基本權利,法院必須考慮到該行為是否符合4項標準:(1)行為是否具有合法目的;(2)行為是否與該目的有合理的關聯;(3)行為在實現這一目的的過程,是否採取了最低限度的必要措施;(4)法院需要權衡該行為所獲得的社會總體收益與所造成的損害。

我預計高等法院在條例修訂後,將有機會對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居民的引渡問題,進行司法覆核。我也相信,公眾對於引渡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居民的不安,將有機會通過審判,被引入辯論過程中。但問題相當複雜,所以結果難以預測。所以,香港市民大眾對條例的不安,也不一定能解決。故此,以緩解社會的不安,我在此提出一個建議。

創建一個可被港人接受的逃犯審判框架

我在中國內地從事法律與金融發展工作,已有接近40年之久。至少在商事裁判領域,我看到中國內地審判實踐中的確取得客觀上的進步。在商事裁判領域,我能看到內地方面的堅定承諾,即確保不僅實現公正,而且要以被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公正。為了能夠緩解香港公眾就引渡逃犯的不安情緒,中央政府可以考慮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司法實踐領域中取得的成就,創建一個可被香港公眾所能接受的被引渡逃犯的審判框架。

在商事審判領域,中國內地去年成立了國際商事法庭。該法庭是專門處理國際商事糾紛(包括港、澳、台爭議)的常設審判機構。該機構負責審理的案件,都是「標的額」在3億人民幣及以上的國際商事爭議。國際商事法庭已經任命一個專家委員會,協助其程序和裁判工作。這些專家包括眾所周知且聲譽卓著的國際法學家,如倫敦商業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威廉.布萊爾爵士(Sir William Blair)和香港高等法院前法官安塞爾莫.雷耶斯先生(Justice Anselmo Reyes)。國際商事法庭的許多法官,都曾在海外的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接受培訓;同時,所有法官都接受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專業知識的良好訓練。

中國內地的另一項成就,便是法院的陪審員制度。這些陪審員必須是滿28歲的中國公民,並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背景,使陪審員能夠理解、把握案情。在由專業法官擔任審判長的3人組成的刑事審判庭中,陪審員享有投票權。

中央可指定一個引渡刑事法院

中央政府可以將上述兩項成就結合起來,指定一個中央引渡刑事法院,審理香港、澳門和台灣的所有引渡案件。該刑事法院可像國際商事法庭一樣實行巡迴制度,但程序上要由中央進行專門化的組織管理。法院組成人員要由訓練有素的專業法官組成,並與國際商事法庭一樣,法院可以任命一個專家委員會。該委員會將就審判程序與其他法律專業問題,向法院提供諮詢意見,以確保他們在刑事審判中遵守國際公認的準則。法院還可以任命香港、澳門和台灣具有刑事法與人權法經驗的資深律師與學者,加入該委員會。在審判來自香港、澳門和台灣的被引渡逃犯的時候,該法院還可以委任至少一名相應地區的中國公民陪審員參加審判。實現以上意見,應可以大幅度提高香港特區政府已提出的保障措施的可信度。

上述建議,源自中國司法機構在其他領域業已取得的經驗成就。我以為,對中央政府而言,上述建議應該不會成為難以踰越的問題。隨着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國應有的角色,這些建議將為中國提供一個積極的機會,一方面去表明任何一個被移送內地法院的人,都能夠期待得到法院公正審判的同時,也另一方面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人民與政府的充分理解與支援。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對香港《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修訂草案的兩點思考」)

作者是香港資深大律師、中國證監會前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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