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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被指遺忘的權利(文:王慧麟) (09:00)

「六四」維園燭光晚會,按主辦單位支聯會的公布,有18萬人,雖然可能有水分,但一定是近年來的新高。警方指現場有3.7萬人,卻是有「打斧頭」之嫌,因為現場連球場通道、場邊以及草地也坐滿,也不止3.7萬人吧。但無論如何,「六四」已經30年了,香港人仍然年復一年的去維園悼念,其實好不簡單。

在歷史片段面前  歪理蒼白無力

30年了。1989年北京發生的鎮壓經過,文件也好,片段也好,證人的證言也好,也講得好清楚。大家只要在自由社會,上網搜查「六四」事件,好多文件、影片、評論、書籍等都可讓大家下載,相當齊全。正因為30年來,可以公開的資料幾乎已經公開,是非曲直清清楚楚,那些反駁稱六四沒有死人的說法、為中共開脫而用種種說法掩飾政權錯誤的歪理,在歷史片段及資料面前,都是蒼白無力的。

但如果我們以10年作為一代人的分界線的話,30年至今,已經過了三代人。1989年百萬人遊行,到了現在,晚會有18萬人。香港市民的反應,的確讓人有淡忘的感覺。當然,今時不同往日,香港市民即使有平反六四的想法,也不見得會參加悼念六四的遊行,也不見得個個都在每年6月4日,響應支聯會參加燭光晚會。另一方面,這30年來,北京對國內的控制愈來愈嚴厲。而在1997年之後,特別是近5年,北京透過不同方法,限制香港市民的政治自由,讓港人的無力感愈來愈大,覺得這種悼念的意義不大。因此,近幾年香港社會討論六四事件的焦點,已不是何時可以平反六四(相信中長期機會好微),而是如何「拒絕遺忘」的問題。

不願公開立場就是「遺忘」?

然而,為了讓「拒絕遺忘」的說法成為「問題」,就要先在社會上「製造」有一大班人,已經或正在「遺忘」。於是,政黨也好,外國傳媒也好,近幾年不斷去尋找「遺忘」的人士、團體以及年輕族群。誠然,如果有一些人士,特別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在報章、晚會力竭聲嘶要打倒什麼屠夫政權,但不久又回頭栽進北上經濟發展的高速列車,甚至是公開為政權塗脂抹粉的社會賢達,現在選擇「遺忘」的話,的確值得指摘。但是,一般市民呢?如果他沒有「遺忘」,只是因為種種原因,不願意公開自己立場,不願意出席支聯會的燭光晚會,難道這樣就是「遺忘」,就要受到鏡頭的「批評」嗎?

今年的六四報道之中,筆者看得最不舒服的,就是有外國媒體,拿着有「坦克人」相片的電腦,在北京街頭訪問市民知不知道照片是什麼,再用鏡頭捕捉被訪者的反應。六四事件就在首都發生,一般中年以上的北京市民,怎會不知道呢?問題是,北京街頭的監控,可是全天候的。外國媒體的片段即使不能在神州大地廣播,但公安人員一定用放大鏡,審視每一秒的鏡頭。在這個高壓的環境,這位記者期望北京市民該作如何反應呢?如果市民不肯講出照片的真相,他就一定是「遺忘」嗎?如果市民講出真相,他就是一個勇敢的、拒絕遺忘的英雄嗎?不要忘記,在這個極權國家,肯拍心口講真相的北京市民,不止是勇氣這麼簡單,而是要承受難以預期的後果。那麼,記者又期待在極權社會生活的北京市民,可以有怎麼樣的反應呢?

「拒絕遺忘」需深耕細作

30年前,香港有過百萬人示威,報紙有幾十版批評六四事件的啟事,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遺忘」。但這樣不代表每年六四前後,市民就一定要公開自己如何拒絕遺忘,亦不代表每位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都要去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以示自己如何沒有遺忘六四,更不代表要逼青年學生在鏡頭前答六四是什麼,當他們答錯之後就批評青年不懂六四,甚至逼北京市民公開說坦克人的照片是什麼。「拒絕遺忘」是一個需要深耕細作的社會工程,需要在每一個社會領域,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社區教育等多個層面,將六四事件的原委、經過、責任等問題,傳承給下一代人。我們當然也警惕,極少數人以「向前看」、「殺人是為了日後經濟發展」的荒謬說法,冲淡六四事件,給一些極想社會各界「遺忘」的人士一些說法及藉口,散播不實的論述。但同樣,我們也應尊重每位市民有拒絕被指遺忘的權利,用自己的方法悼念及傳承。筆者有20多年沒有去維園燭光晚會,我沒有遺忘。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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