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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反逃犯條例修訂的社會動員(文:李立峯) (09:00)

反《逃犯條例》修訂的民意正在沸騰,之前個多星期的網絡聯署動員風潮,一方面顯示了反對聲音的普遍程度,同時亦很可能讓很多市民意識到,自己身邊原來有不少在這議題上「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聯署行動使不少市民在參加反修例的集體行動時,除了個人和籠統意義上的「香港人」之外,多了各種各樣的「身分認同」基礎。星期日的大遊行人數,怎樣看也很難會少於4月28日的那一次。

運動成果有其社會和政治條件

香港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廣泛而具代表性」的大型社會運動了。坦白說,就算是雨傘運動,若從當年的民調數字看,反對和接納人大8‧31框架的市民比例約為41%對28%,其餘為中立或無意見,「反對」明顯地佔多數,但比例並不算極端。所以,對上一次有大規模集體行動和近乎一面倒的大多數民意同時出現,可能要數到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當年港大民調中反對和支持立即推行國民教育課程的比例是57%對16%。再對上一次,可能就是2003年反23條立法了──當年港大民調中反對和支持23條立法的比例是55%對16%。

這兩次事件中,香港市民都成功地迫使政府讓步。當然,筆者並不天真地以為只要星期日遊行人數夠多,反逃犯條例修訂就一定會成功。2003年和2012年的兩場運動的成果有其社會和政治條件。不談大環境而談具體的,2003年有自由黨的關鍵幾票,2012年則有大量中學表明,就算政府不撤回國民教育,它們也不會立即在校內推行,大量中學的「不合作」大大增加了強推國民教育的成本和帶來的不確定性。換句話說,集體行動從來難以「直接」帶來政府決策上的轉變,它要能夠觸發一些制度內外主要行動者的策略轉變和互動,才較有可能迫使政府讓步。

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

作為一般市民,要事後理解和分析這些社會政治動態不容易,要在事前預測更不容易。大家很難對一次行動的「成功機會」作具體估算。邏輯上,我們可以把參與集體行動的市民很粗略地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帶着工具理性的想法去參與遊行集會的,即是說他們的參與建基於遊行集會能取得成效的可能性,但他們對成效可能性的判斷,大概只是一種籠統的個人或集體「效能感」。第二類是主要以價值理性為基礎去參與遊行集會的,參與遊行集會是要表達自己的聲音,就算政府看來會一意孤行,縱使改變不了結果,也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曾幾何時,帶着工具理性的想法去參與大型遊行集會的香港人應該不多。回到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當年我們所做的遊行現場調查,問到被訪者是否同意「今天的遊行會使政府變得較為尊重民意」,結果29.8%的被訪者說「非常贊成」,18.2%的被訪者說「幾贊成」,兩個百分比加起來,其實還不夠一半。亦即是說,當年的七一大遊行中,很多參與者對結果其實沒有期望。

七一遊行的「意外成功」,使不少香港人意識到集體行動的力量,增強了香港人的集體效能感,從而令更多香港市民願意參與集體行動。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增強了香港市民在參與集體行動時的工具理性傾向,關於遊行集會的公共論述(包括網上討論),也開始愈來愈多以「行動能否取得成效」作評判標準。就算是佔領運動,無論後來的發展和運動的最終形態如何複雜多變,2013年1月戴耀廷在《信報》的文章,也確是以行動成效作為論述出發點而倡議佔領的。

社運低潮或只是休養生息

強調成效本來無可厚非,成功機會愈大人們參與意欲愈高,亦是人之常情。但現實中,集體行動要取得即時和明顯的效果,的確是很難的。當社會討論過分強調成效,而很多集體行動又難免在一時之間成效不彰時,一些行動者便倡議更具破壞力的行動模式,希望增加行動取得成效的可能性,而當這些行動模式又受到強力打壓時,無力感便開始瀰漫,出現了過去幾年的「社運低潮」。

所以,這次反逃犯條例修訂所出現的民氣,令一些朋友感到有點驚訝。這狀况的出現,我們可以有幾個並不矛盾的解讀。第一,社會運動研究向來有關於運動休止(movement abeyance)的探討。社會運動總有高低潮,低潮時出現的休止狀態,有可能只是一個休養生息的階段,其間,可能仍有很多社運組織作出各種努力,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時機一到,沉寂了一陣子的和剛進入青年時期仍在等待政治洗禮的,又可能會齊齊出現。

修例涉人身安全  對港人沒好處

第二,以議題性質而言,這次逃犯條例修訂牽連甚廣,雖說尋常百姓真的被引渡的機會不高,但始終是涉及基本人身安全的問題。另外,相比過去幾年的一些政策爭議,逃犯條例修訂對香港人沒有半點實際好處,一地兩檢可以談方便過境,明日大嶼可以談土地供應,逃犯條例就只有一單謀殺案作為一戳即破的幌子。而在議題一直發酵的過程中,從湯家驊指修例後就不會再有林榮基事件,到左報報道港人在港危害國家安全也可被引渡,根本就是「愈講愈唔對路」。

不過分看重成效  回歸「應做就去做」

第三,很多香港市民又願意走出來,大概不是因為無力感突然消失,而是人們對成效問題有了較為成熟的取態。筆者個人觀察,這次反逃犯條例修訂的動員過程中,不是完全沒有人去嘗試分析成功的可能性,但大家既沒有盲目吹噓遊行人數多就一定成功,也少見犬儒地完全抹煞任何成功可能性的聲音。更重要的,是相關的觀點和討論並沒有佔主導位置。也許,世事都物極必反。當無力感到達某個程度,人們又開始不過分看重成效問題,回歸「應做就去做」的原則。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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