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下一篇
上一篇

誰是「碧街事變」的幕後黑手? (文:李俊峰) (14:30)

近年香港悼念六四的論述有另一波「本土化」,所指不是割裂論,而是將1989年香港人積極支援民運的記憶帶回今天生活的時空,讓過去連接當下。這種論述與主流悼念的方向分歧,但隨着悼念活動的去中心和多元化,從空間上本土化六四記憶的實踐也靜靜萌生。

筆者在2014年,於油麻地社區藝術空間「活化廳」與另一名藝術家盧樂謙發起「碧街事變」街頭劇。一直以來主流對八九民運的論述都認為只發生在北京,無關香港或其政治認同。我們希望藉着重訪當年油麻地的一場騷亂,從中看出民運與香港社會運動發展的密切關係。其經驗得失,也十分值得我們探究、參照。

「碧街事變」(或稱「1989年旺角及油麻地騷亂」)所指的是1989年6月7日凌晨,發生在旺角、油麻地的一場騷亂。騷亂直接引致支聯會取消原定於當天下午舉行的集會。該集會是為了呼應全民罷工、罷課、罷市(三罷),在香港5個不同地點集合(維園、沙田公園等),預計參與人數超過150萬。若集會能順利舉行,就會匯流六四前香港遍地開花的支援運動,成就一次空前團結的歷史畫面。由於騷亂直接令這場全民參與的運動無聲消失,其歷史地位可想而知。然而奇怪的是它始終在後來的六四討論中缺席。

滋事者是誰派來?

究竟這場騷亂如何令後來的集會被取消?根據司徒華的回憶錄,司徒華收到港英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的電話告知,騷亂背後是一群「別有用心」的滋事者刻意搗亂,而且這群人都是由中國內地而來,要破壞集會。鄧表示因這批人仍未全數被捕,建議他取消集會。在鄧的安排下,司徒華當天早上到電台宣布集會取消。有些網絡媒體參考這來源,也會說滋事者是由中共派來。

6月7日的《明報》就這樣描述事件經過:「現場消息說,由於北京最近發生軍隊鎮壓學生事件,連日來每晚不斷有人駕車及徒步沿彌敦道叫口號並遊行叫嚷。今晨一時許,一批為數約十名的男子,部分身上有紋身,分駕多輛掛有十七軍及十八軍字樣的黑布在車上,沿彌敦道往尖沙嘴方向行駛。至彌敦道五五○號龍馬大廈附近時(作者按:近彌敦道碧街交界),有一批男子突然跳下車,並狂踢該大廈的大門。此時,適有一輛私家車途經該處……有人襲擊該私家車,並將私家車的玻璃窗擊破……當警員欲上前查問時,遭對方包圍,此時,人群聚集者眾,最高達四至五百人。」

其後報道指,在雙方對峙期間,有人撿起硬物擲向警方,數名警員受傷。有見事態開始嚴重,警方加派人手增援。到凌晨2時,在旺角道及登打士街一帶已集結近千人。部分人沿彌敦道向附近商店投擲硬物,場面一度混亂。及後,防暴隊伍到場,先後施放3次(共49枚)催淚彈才將人群驅散。

筆者在準備街頭劇期間,嘗試重組事件,向街坊問及當時情景,大致與報道相符。當中問到一名江湖人士,他今天仍活躍於油麻地一帶,並稱當年有份參與,因為收到「大佬」的指示。也有另一人說貨車上早已預備一箱箱的玻璃瓶,用作投擲警察云云。

綜合而言,我們或可確認,這不是由遊行集會演變成的警民衝突,而是有組織地被挑動的騷亂,當中涉及本地黑幫。但誰是真正的策劃者始終難以確定。而據司徒華所稱,後來那批滋事者,沒有一人被起訴,也沒有提堂。這麼一件重大騷亂,卻沒人被起訴,確是耐人尋味。

為何襲擊「自己友」?

由此我們可以去探討幾個問題:若是刻意搗亂,他們的目的為何?是否有人在背後策劃?是否有政治目的?若按鄧蓮如所指,滋事者是由內地來港,那又沒有明確證據,她在說謊嗎?

現時很多人對「中共派員搗亂論」深信不疑,但都沒實質證據。若進一步追查,便會發現許多疑團。比如,騷亂發生後的早上,就出現一些透過傳真發放的單張,指收到警方內部消息,騷亂是由中共派員策劃,目標是搗亂遊行集會,叫民眾小心注意安全。這些消息找不着源頭,但客觀效果就是民眾深感不安。又例如報道稱貨車上掛着「十七軍、十八軍」的布條。若是北京派員來港搗亂,這做法似乎太過高調吧?又有報道指,滋事者當時嘗試襲擊中資機構、銀行。若是中共派員搗亂,為何襲擊「自己友」?

更大的疑團,卻是北京的動員和指揮力的問題。事發日距離六四鎮壓只有3天,北京政局相當混亂,中共內部隨時分裂,甚至有爆發內戰的傳聞。鄧小平也忙於處理,一直保持沉默,到6月9日才公開會見記者。這種時候,誰有心思關心香港的遊行集會?再者,當時回歸大局已定,基本法的討論也近尾聲。若派員來港搗亂被港英拘捕,不就成為外交事件?以上疑點一定程度說明,中共派員搗亂遊行之說,非常可疑。

脆弱的香港民主運動

若說中共沒有派員搗亂,那麼鄧蓮如是收到錯誤情報,還是刻意誤導司徒華,令他取消集會?面對這種政治謎團,就算過了30年,我們還是沒有真相。一個左右香港回歸前民間社會運動走向的事件,公眾至今仍無知情權。

從政治環境來分析,或許可以提供更多答案。就以當時港英的政治盤算而言,也有極大理由希望6月7日的集會取消。本來政治冷感的香港人藉支援八九民運,短時間內廣泛地被激活起來。若民主運動發展下去,難保出現港英不願看見的政治領袖或局面。煞停遍地開花的支援運動,可讓剛受民運啟蒙的民眾一下失去聚焦點。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則是集會的脆弱。一場史無前例的集會,為何因一場騷亂而被拉倒?從當年支聯會和司徒華的論述中或已有端倪。支聯會發出的三罷通知上就已強調理性、和平、守法,勿動搖香港的經濟和秩序。然而怎麼可能實行三罷,又對經濟和秩序沒有影響?司徒華在回憶錄裏就指有人曾提出罷課1個月、1周或3天,但他認為這些行動「沒有什麼實際作用,同時也破壞香港的經濟」。他主動約見了一些工商界人士,最後協議出一個「將影響減到最小」的方案,只罷1天!既然司徒華是以將影響減到最小為前提去思考行動,那取消集會,以防有人藉機搗亂,使情况一發不可收拾,危害往後的民主運動,也就非常合理。他關注的是如何與港英和中國作長線博弈,在某種不至於失去控制的框架內組織群眾,並以此作為籌碼。

抗爭與哀悼 應發自真心

在雨傘運動後回憶這段往事,或許令人更覺得領導、大台正正是阻礙民間力量凝聚、反抗極權的源頭。但真正的問題或許不在是否有大台,而是民間社會的底氣(capacity)在哪裏,應如何累積力量?當年的集會雖然取消,但三罷還是照樣舉行。三罷的出現不是因為支聯會的呼籲,而是因為市民在意民主,為六四屠城感到憤慨,衷心哀悼。

就此而言,所有的抗爭與哀悼,都要發自真實的感受與認同。六四的傳承,不能只是重複着「守護記憶」。因為沒有記憶的新一代固然無從守護,但縱是有所經歷的,如果沒有在日常生活建立與這段歷史的連結,也會失去將歷史帶進當下的力量,哀悼着一個遙遠的過去,而沒法成就當下的抗爭。近年陳景輝的八九導賞團、2014年的六四街頭劇,都是嘗試突破城市煩囂的熟悉感,展示日常空間的異質性。民運不單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也在銅鑼灣、油麻地,每一個30年前香港人流過汗水、呼喊口號的街角。本土的六四不是一種香港人的傲慢,而是誠懇而卑微地追溯我們自身的記憶與身分,然後在這壓縮的環境下步步建立民主的底氣。除了支聯會的燭光晚會,還有更多記憶八九民運的方法值得我們去努力。正如2012年佔領滙豐銀行行動者聲明上的一句話:「若燭光沒有燃點生活每一面,我們每年就只能在維園相見。」

作者簡介:80後,從事藝術創作、策劃及教育工作

(原文刊於2019年5月30日明報世紀版)

相關字詞﹕編輯推介 文摘 世紀

上 / 下一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