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下一篇
上一篇

六四30周年 燭光為何不滅?(文:袁瑋熙、鄭煒) (09:00)

今年,是維園燭光晚會30周年。時至今日,依然有數以萬計的人以公開集會的形式悼念六四,固然突顯香港是不一般的中國城市。同時,國際上牽涉悼念的活動,普遍是由政府主辦,論規模、論韌力,也難以跟維園集會比肩。

香港人的民間紀念活動幾乎是全球獨一無二的。什麼原因令香港人堅持不懈?30年來的集體回憶如何保存?

回望歷史,1990年代維園燭光晚會的參加人數其實比現在少得多,每年平均只有寥寥數萬人。要到了2009年的六四20周年,因為「逢五逢十」的效應,以及在四川地震捐款、毒奶粉事件等負面議題帶動下,參與晚會人數才飈升,一下子達到10多萬,當中包括不少沒有親歷六四的年輕人。2009年亦恰恰是中國大陸政府因應全球金融海嘯,逐步高舉「中國模式」、挑戰自由世界的開端。香港人身在中國邊陲,眼見國家發展方向與香港核心價值漸行漸遠,似乎以點點燭光,究問這種轉變。

往後幾年,在本地社會運動的帶動下,晚會的參與人數持續高漲。每年的燭光都鋪滿了維園6個足球場,甚至旁邊的草地。直到2014年前後,本土思潮崛起帶來對支聯會和晚會形式的各種批評,參與人數才慢慢回落。但根據大會的統計,直至去年,數字依然維持在10萬人左右。

有趣的是,警方的統計數字跟大會發布的人數,亦是自2014年起,出現巨大差距。2014年,大會數字是警方的近兩倍(跟過去20多年差不多);但到了2018年,差距已增至近7倍。然而,從支聯會現場接收的捐款來看,數字不但沒有下降,而且還有稍微的升幅。如果不是參與者多捐了錢,或是支聯會誇大捐款數字(募捐的一方一般沒有誘因這樣做),參加人數理應沒有如此大的跌幅。

縱使晚會的參與人數沒有很大變化,但參與者的質變,卻值得關注。在過去數年的維園燭光晚會調查,我們發現年輕人佔參與者整體的比率,自2015年起下降了不少。2014年,有五成參與者在30歲以下;到了2018年,只剩下約三成。而且,參與者雖然不乏首次參與的市民,但晚會卻總是「留不住」這些新參與者。去年,參與1至3次集會的市民愈來愈少;參與了10次以上的市民,卻升至接近總體的四成。

通過載體  記憶才可被延續承傳

雖然這可能說明晚會「薪火相傳」的能力正在減弱,但數以萬計的參加者依然風雨不改地出席燭光晚會,到底是什麼令他們堅持來到維園,而不是私下地悼念,甚至選擇遺忘?集體方式悼念六四,有何意義?

我們的研究發現,儀式對參與者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記憶載體。記憶並不能單純存在於人的腦海裏,它的儲放和呈現往往有具體的形態,如文字紀錄、影像、物件、活動等。換言之,記憶需要存活在不同的載體:相片、歷史書、報章、紀念碑、博物館、儀式,甚至建築物和地方等。也正是通過這些載體不斷衍生紀念形式和活動,記憶才可以被複述、延續和承傳下去。

燭光晚會的儀式,正是六四記憶得以保存的重要因素。雖然晚會形式近年惹來了「行禮如儀」的批評,但是調查中我們看到,受訪者對於晚會中不同的環節——例如燭光、唱歌、親歷者的錄音播放——有一定的重視。不少人強調「祭如在」的莊嚴和敬意,而且場景的設置和活動的編排,也為他們重新經驗歷史、重構回憶。

結果,當被問及最深刻的六四記憶時,有超過九成的晚會參與者會想起政權以坦克車鎮壓平民的影像。李立峯和陳韜文(註1)概括這為「去蕪存菁」(essentialization)的過程,有助構建集體回憶,並形成一種道德共鳴。

六四承載道德批判  依舊令官方失語

維園的燭光,既為本地和國際媒體提供了源源不絕的素材,它更是集體動員的目標。每年4月到6月,各政黨、公民團體、記者和學生,都例必經歷一個逐年重複的動員過程。與此同時,過去10多年,政權亦嘗試以不同論述去應對主流的六四論述。有些是「結果論」:以今日的繁榮為昔日的鎮壓辯護,勸喻香港市民向前看;有些是「否定論」:質疑死傷人數,以及鎮壓的地點和程度,企圖轉移視線。然而,這些挑戰最終大多以失敗告終,有時甚至幫助晚會催谷參與人數。結果,政府和建制人士都逐漸選擇不談六四這個議題,或者說些不着邊際的話,避之則吉。這說明六四承載的道德批判,時至今日,依舊令官方失語。

可是,近年來本土思潮的崛起,確實對六四記憶的傳承造成了衝擊。本土派人士並不挑戰沉澱了的事實和記憶,但他們卻極力批評晚會「行禮如儀」的形式,並質疑晚會的「民族主義」色彩。他們延續了雨傘運動後「拆大台」和「去中國」的思潮,提倡本土優先和平等參與的價值,而且挑戰支聯會和傳統泛民的領導角色。面對本土派的挑戰,雖然支聯會近年也嘗試在晚會中減少民族主義的元素,並且緊扣本地的民主運動,但礙於支持者對悼念形式的執著,不能大刀闊斧地更迭晚會的安排。事實上,本土派的質疑,也說明過分簡化、去蕪存菁的記憶雖然有助傳承,但是卻使得六四記憶變得扁平,約束了歷史的立體多元。例如當六四的回憶聚焦在北京的天安門時,便會忽略鎮壓最激烈的地方可能是成都;又例如當天安門運動被看成是一場學生運動時,便會淡化了工人和市民大眾的角色。

無畏燃點燭光  是香港自由開放根本

無論如何,年復一年的儀式也許會陷入僵化,甚至限制了新的論述,但毋庸置疑的是,燭光晚會是30年來六四記憶承傳的最重要一環。歸根究柢,能夠無畏無懼地燃點燭光,是香港為之自由開放社會的根本。不能容納異議的社會,不會孕育出有思想、有責任、有個性的公民。著名法學學者Cass Sunstein(註2)在Why Societies Need Dissent一書中指出,異見者雖然經常被描繪成自私和任性,但這些特立獨行、經得起壓力的人,往往會自發履行有價值的社會職能。異見者更是會滋養開放的公共空間,因為他們敢於刺穿謊言,並懷疑那些永遠正確的思維。

註1:Lee, Francis L. F. & Joseph Man Chan. "Collective memory mobilization and Tiananmen commemoration in Hong Kong."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8(7). 2016: 997-1014.

註2:Sunstein, Cass R. Why Societies Nee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作者袁瑋熙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鄭煒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相關字詞﹕編輯推介 文摘

上 / 下一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