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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政權生老病死的比較研究(文:陳家洛) (09:00)

30年前筆者在中文大學主修政治與公共行政,副修社會學。對那一代同學而言,「新中國」的政治充斥着難以理解的矛盾,是既抽象且陌生的龐然大物:共和國不共和,一黨專政下的人民竟被說成已當家作主,卻沒完沒了地「被運動」起來,配合似懂非懂的政治宣傳口號,一個又一個「偉大領袖」和憲法修改只是權力遊戲的副產品,怎不令人搖頭?1989年,因為天安門學生運動,因為血腥鎮壓和變本加厲的制度暴力,因為李鵬和袁木之流的嘴臉,因為「六四」,我們第一身親眼目睹這個政權的殘酷本質,對政權可以自我完善慢慢走出暴政再也沒有任何幻想。領袖的所謂良心發現絕對不可靠,追求民主的人必須循黨政分割的制度建立(de-communization)找尋答案。畢業後筆者到牛津大學修讀政治及歷史,主要探究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民主轉型的性質和前因後果,及歐洲整合過程的願景和挑戰。

共產主義早已壞死

美國聖母大學教授A. James McAdams就世界各地共產政權進行比較研究,返璞歸真,追蹤共產主義者的思路行徑,解釋多個共產國家及其領袖的選擇和後果。1980年代中期,世界上162個國家有24個屬共產政權,控制全球38%人口。McAdams的研究對象是世界共產運動的生老病死,聚焦共產政權理念和組織兩方面。理念上,他指出革命黨的使命感本身被共產黨人用來理直氣壯地將任何質疑他們的人打成叛徒敵人,視他們為革命過程中成全「大我」和共同理想中微不足道的犧牲品。至於組織,特別是那些奪得政權的共產黨,必須透過控制國家機器及社會資源帶來符合追隨者期待的革命,因此理念和組織的配合實在缺一不可。

另一個我們都熟悉的觀察,是共產政權展現頑強持久力,是因為其核心透過重新詮釋「革命精神」,不斷在內部、國家內乃至國際社會製造新威脅和敵人,組織重整,及領導人世代更替等方法回應不可避免的管治危機。不過,McAdams的研究方法令他特別注意黨內核心人物的個性和思想,指出政權和人民禍福大多繫於大權在握的獨裁者本身的壽命,而且問題在於革命理念和組織權力絕對集中的共產政權本質,因為否定了自由民主制度的權力分立制衡,所以不時出現政治野心家騎劫革命,搞自戀式個人崇拜的現象,製造人人自危的政治環境。這個意識形態和組織制度異化的現象,早在革命之初浮現,而且奪權後變本加厲。也由於上樑不正和上有好者,再英明神武的領導人把持的共產政權亦難逃腐敗宿命。

進步論的盲點

把共產政權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歸類為獨裁是客觀而不爭的事實,也沒有一個稍有常識和說實話的人會認為生活在共產國家的人民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身為僅存的共產政權,到底中共會否「不忘初心」,回歸到革命先鋒黨,解放飽受壓迫的世界無產階級者,成為以消滅階級社會、推翻資本主義為使命的積極進步力量?不同政見立場的讀者看到這裏可能已失笑了。仍深受共產革命熱情浪漫吸引的人,恐怕不是恨鐵不成鋼,就是認定這個先鋒黨身分和信念早已壽終正寢,剩下的是一眾黨國不能分、把共產主義口號化來包庇既得利益者的政經集團而已。今天的中共,真正深信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員多,還是審時度勢的機會主義者多?

在後「六四」時代尋求自救和重設認受性基礎的中共,當然不可能一成不變;只是一切改變都是為了不斷鞏固其唯我獨尊地位,因此對追求中國民主自由的人造成的性命威脅有增無減,分別只是打壓力度和波及範圍。至今中共成為世界上稀有的共產政權,的確值得探討研究。但只是把重心放在維穩成績,為殘暴政權說好話,做其白手套,是非免問,從不譴責暴政,對劉曉波被扣「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不發一言,這些就成為不少「進步論」支持者的顯著盲點和道德缺陷。

McAdams的研究留意共產政權理念和組織不斷求變而且善變的軌迹,所以決定走訪它們各地漫長歷史中採用過的不同組織和不斷重新詮釋意識形態,但也指出領導人誤判形勢的例子比比皆是。他的比較研究指出世界共產運動會帶來一個英明仁愛的先鋒黨的可能性極低,因異化已成常態,共產信念早已不能自圓其說,表現再強悍的政權也可突然滅亡,只是變天從來不預告,就像30年前的東歐和數年後的蘇聯解體。

異化制度下的香港研究

因中共必須依靠管治異化求存,一國兩制走樣變形只是時間問題,而且官民對立和管治危機在所難免。「六四」鎮壓後,港人命運從來都避不過專制政治威迫利誘。我們不笨,不會不知道大陸政治和社會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可是選擇麻痹自己的大有人在,在政經關係錯綜複雜的圈子裏習非成是的例子更多不勝數。在這個環境中,如還有港人以為自己可在一國兩制中獨善其身,其實自欺欺人。在腐敗制度下我們不難見到擔當中共代表的權貴選擇與共產主義者為伍,異化了中共不需要他們加入共產黨,只是要求他們畢恭畢敬,認清形勢站穩立場。

在「新冷戰」思維方式驅使下,中共針對香港和國際社會的聯繫,將不惜破壞兩制差異,不惜犧牲這個城市的國際形象和制度保障。針對所謂「外國勢力介入」問題,正所謂國家安全「沒有兩制之別」,中共為以儆效尤,除了以修訂《逃犯條例》威脅抓捕一些「勾結外國勢力、破壞國家安全」的港人,也可能進而驅逐一些不受歡迎的駐港外交人員、投資者和更多新聞從業員,也許只是時間問題。

30年過去了。今天可以看到香港民間社會表現出頑強抵抗力,在制度外組織反擊缺乏認受性的政權破壞香港基本制度和核心價值的集體行動。立足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的價值,突顯這個城市有別於共產政權的身分,發揮保護文化軟實力和抗拒被同化的作用。香港如何和一個已壞死的意識形態及其異化的制度繼續周旋,肯定是個研究價值極高的課題。

延伸閱讀:A. James McAdams, Vanguard of the Revolution: The Global Idea of the Communist Party, 2017.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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