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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媒能影響民情嗎?(文:陳智傑) (09:00)

每當社會發生重大爭議,新聞傳媒的角色亦往往會惹起各政策持份者和公眾關注。一般來說,無論是當權者或民間社會的抗爭力量,或多或少都會把民情變化歸因於新聞傳播不利自己的「偏頗」報道。然而,新聞傳媒的內容,究竟對人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有多大影響?况且,不同新聞傳媒也各說各話。在社交媒體大行其道之際,新聞傳媒的影響力亦要面對各種變數。

新聞傳媒塑造「資訊環境」

歸根究柢,新聞資訊的影響力受制於個人生活經驗,以及人們所理解的社會現實。人們一般當然不會直接跟從新聞傳媒所呈現的立場;在如今資訊唾手可得的情况下,更有能力質疑新聞資訊的可信度。不過,人們所理解的生活經驗和社會現實大都源於其「資訊環境」:個人社交圈子、社群組織的資訊流動,以至是媒體素養和閱讀習慣。新聞傳媒的政治影響力,大約在於塑造人們的「資訊環境」,從而影響人們如何解讀社會的重要資料、現象以至「事實」。這種有關「資訊環境」的研究,亦漸出現於不同領域的傳播學術文章中。

舉一個有關「資訊環境」的例子:究竟港府修訂《逃犯條例》,容許內地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會否影響香港高度自治及國際地位?這當然跟每個人本身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對於一些經常出入內地的港人,看法亦可以走向兩極:有人會告知你內地社會的執法及行政實况是如何讓人難以適應;亦有人會訴說自己行走大江南北數十年,「行得正,企得正」,沒什麼可怕。至於習慣在港生活、很少北上內地的人,亦有不同個人故事:有人雖然很少踏足內地,但仍可對內地不同問題侃侃而談;亦有人覺得自己安在香港,不會過深圳河,事不關己。無論個人故事如何,通常都不會覺得自己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立場是受到新聞傳媒影響。

「關鍵事件」影響大眾如何理解「事實」

新聞傳媒影響力的理論,亦同樣有不同立場。我們當然不能忽視大眾傳媒對設定社會議題、塑造社會事實,以至影響社會情緒所起的作用。不過,我們大概亦會藉個人經歷、社交圈子的人際網絡,以至是不同組織的凝聚力,去理解何為社會事實。隨着社會爭議升級、國際社會日益關注,香港傳媒幾乎天天都出現有關逃犯條例修訂的消息、評論和爭議。新聞傳媒報道量增加,至少可以使更多人留意修例的爭論。然而,有何因素會左右新聞傳媒對政治爭議和政策醞釀的影響力?綜合不同學術討論,以下觀點頗有參考價值。

一、出現「關鍵事件」。在修例爭議升溫之際,德國政府決定為涉及旺角騷亂的兩名香港青年提供難民身分的政治庇護,這便是足以影響社會大眾如何理解「事實」的「關鍵事件」——原來香港司法制度和政治環境已開始不再取信於歐盟的中堅成員國。修例的爭議重點在於香港法院能否好好把關,保障港人權益。若港人熟悉的歐美和亞洲國家開始不再相信香港司法制度,那香港民情走勢恐怕亦會出現大轉向。故此,倘若再有另一些港人熟悉的外國政府向港人提供政治庇護,勢必讓香港民情產生變化。除外國政府的行為外,假如在修例爭議如火如荼之時,突然出現有港人被內地法院判囚,以至是執法及司法不公等「冤獄」的話,亦會讓香港民情對修例感恐慌。

「媒體事件」若跟民情互動  影響不容小覷

二、在「媒體時間表」內的「媒體事件」。除了未能預計的「關鍵事件」外,新聞傳媒報道中亦會有一些頗能預計的「媒體事件」,例如按法律和議會安排而出現的程序和重大事件。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宣布會把逃犯條例修訂直接送上大會恢復二讀後,大家都知道,逃犯條例修訂將於6月12日出現於立法會大會日程,社會民情屆時亦會出現高潮。推而廣之,由現在至逃犯條例修訂出現於立法會大會議程上的時間,任何大會議程都可以是議會抗爭的機會和戰場。在這些事前能預料的「媒體事件」出現前,社會大眾大都會留意媒體相關報道,而媒體亦自然會投放更多時間和版面予相關消息。在這些「媒體事件」的時刻,傳媒報道的社會影響力自然會大增——尤其是不同立場的傳媒都會集中於上述時刻報道有關修例的消息。此外,「六四」事件周年晚會及「七一」遊行這兩件「媒體事件」,亦大概會出現於逃犯條例修訂爭議的時間。假如它們跟修例的民情產生互動,其政治影響則不容小覷。

三、出現多少「關聯新聞」。「關聯新聞」的顯要程度未必能及得上「關鍵事件」,但亦會成為社會大眾如何理解「事實」的佐證。在修例爭議中,種種中港矛盾的政治和文化衝突便有機會成為影響人們如何理解內地政府和社會的「關聯新聞」。在修例爭議升溫之時,忽然傳來深圳市政府要在對港口岸實行「兩地一檢」,而香港高官竟然不斷說不知情,要求記者詢問深圳市政府。通關安排原本跟修例未必有直接關係,然而深圳市政府適逢其會地拋出「兩地一檢」方案,再加上於媒體呈現的氣勢壓倒港府,使港人覺得港府連邊境檢查的權力也不知能否好好守住。在風平浪靜的日子,輿論或仍可好好地就深港兩地通關安排討論一番;然而在修例爭議漸成國際議題的敏感時刻,「兩地一檢」的消息則很容易予人認為是內地官府又要「壓住」香港的另一「事實」。

在社交媒體大行其道、資訊氾濫之下,新聞傳媒的報道已難以直接影響人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然而,人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很大程度上奠基於對社會事實的理解;而所謂社會事實,則與人們身處的「資訊環境」息息相關。新聞傳媒對社會的影響力,在乎其對不同社群的「資訊環境」是否有所影響。除相關社群的主要資訊來源和媒體素養外,社會出現的「關鍵事件」、「媒體事件」以至是跟爭議相關的「關聯新聞」,都會影響人們對新聞資訊的需求,以及如何從新聞資訊中理解社會事實。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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