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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建國」到建「社會」的中國夢——談《環時》胡錫進的新建議(文:尹瑞麟) (09:00)

內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5月23日在微博發文,內容沒有就中美貿易戰最新發展作回應,轉而提出現在是時候,要藉今次中美衝突所取得的經驗和認識,探索國家應如何調整未來發展路向和考量其「重心和主線」。他表示,畢竟「美國給中國國家安全和發展造成的挑戰已經遠大於我們這幾年經歷的其他任何挑戰」。對此,他提出了3個策略性的看法和提問,即:

第一,建議中國「切不可因為認為美方的壓力會造成更多內部社會風險,就把進一步加強管控作為主要應對之策。那樣的話,我們將陷於被動(和)不斷增加的重壓之下,進入惡性循環」;

第二,建議有需要「打破有礙經濟發展的各種條條框框,包括適當調整以往對國家安全內部風險的認識,有些治理措施如果對新形勢下促進社會的活力和釋放經濟潛力有不利影響,也應該加以調整」;

第三,在美國壓力下,我們應當「將中國逼向對活力和繁榮的全面追求,逼向對高度政治團結和社會多元更加和諧的統一」。他表示「中國作為一個超大社會,我們內部綿延不絕噴湧出來的能量將淹沒美國對華的任何野心」。

對比胡錫進以往的保守言論,文章指中國下一步的發展路向,包括不認同加強管控、打破有礙經濟發展的條條框框、適當調整以往對國家安全內部風險的認識,以及崇尚社會要走向多元等,他這些觀點來得有點像「頓悟」,而其中的第三點,他兩次用「社會」而非「國家」來形容中國,個人認為是重中之重,值得探討。

原因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構成是政府、市場和社會的三元鼎立與互動,有別於「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的體制。

70年前新中國成立,象徵着實現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前仆後繼換來的「建國」夢。當時中國政府沿襲前蘇聯「全能型」黨國體制模式,由政府包辦企業與個人所有事務。這種僵硬和「一插到底」的「黨國體制」,最後將中國經濟和社會拖向文革時期的全面崩潰邊緣。今天的中國尚未擺脫這種體制,甚而有可能走回頭路,相信這是胡錫進提出的第一點擔憂,即在「陷於被動(和)不斷增加的重壓之下,進入惡性循環」。

胡錫進的第二點擔憂和建議,是要「打破有礙經濟發展的各種條條框框」,以及對於促進社會活力和釋放經濟潛力有不利影響的治理措施,在「新形勢下……應該加以調整」。在此,不妨簡單地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段「艱苦探索」道路。

為解決經濟落後和民眾貧窮,改革開放以來,黨國退出部分市場空間,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從這時開始,獲得國家賦權的市場就此擔負了歷史性的重任,助力中國大致解決了積弱積貧問題。當然今天的中國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也好,是以國企和公權力審批為本的「官場經濟」也好,還存在着重大改善空間。故此,調整對釋放經濟潛力有不利影響的治理措施,是改革開放的延續,也是早應主動落實之舉。

此外,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未有對例如金融、電訊、能源、電力、運輸等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甚而向其提供補貼和政策傾斜,原因是這些行業被視為與民生息息相關,擔心其開放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內部風險。胡錫進在第二點中提到要「適當調整以往對國家安全內部風險的認識」,相信是針對這方面。

改革開放  助力「社會」興起

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在中國帶來多項連帶效應。一方面,市場的發展和成熟,推動了人民對個人利益和權利的認知,特別是城市不再實行「福利分房」,開創了中國城市住宅商品化時代,大量市民是在節衣縮食的情况下購置住房的。更重要的是,城鎮住房制度改革掀起了當代人民對房權和物權的認知。另一方面,中國公民開始懂得維護自己權益,亦因此,群眾性的維權抗爭行動此起彼落。

可以說,在市場經濟發展和市民對本身權利逐漸加深認識後,此前國家可以單方面包攬一切和要求人民無條件忠誠於國家的權力指揮棒,已是不太可能。正是因實行市場經濟,「社會」不僅興起了,它還會按照自身的邏輯運行。受市場力量催生的社會,絕不會因為全能國家的強制,便退回它曾被國家完全扼制的狀態,在內地已是不太可能,同樣地,對於市場經濟下的香港亦如是,否則這只會引發更多社會衝突。

到底「社會」的定義是什麼?理論一點而言,在傳統中國,朝廷以外的「社會」包括農村中的宗族鄉紳組織、私塾(如孔子的平民教學)、宗教組織、廟會以至各地商會。在今天,社會則包括各種形式的自治體,例如上文提到的由社區業主組成的社區管理委員會、環保團體、義工團體、家長會,以至包括退伍軍人等各種人士組成的維權團體。它們的最大特色,是由被動管理轉化為要求主動參與和積極權益爭取。

構建「現代社會治理機制」的社會工程

對管治者而言,建立「現代社會治理機制」,取代僵硬的體制,應是胡錫進所提到的第三點,即在美國壓力下,應當將中國「逼向對活力和繁榮的全面追求,逼向對高度政治團結和社會多元更加和諧的統一」。相信亦只有如此,中國作為一個「超大社會」,才能如他所言「綿延不絕噴湧出能量」。建立「社會」和「現代社會治理機制」,應被視為「建國」之後的中國的最大社會工程和挑戰。因此,在現階段和在當前氛圍下,胡錫進對上述問題的提問,是適時和值得支持的。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談《環時》胡錫進就調整中國路向的新建議」)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日本上智大學碩士、前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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