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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何所為?香港何所為?(文:黎恩灝) (09:00)

修訂《逃犯條例》至今,意見分殊,爭持激烈,甚至演變成議會肢體衝突,以及大國之間的權力政治。

國際社會紛紛高調反對修例:上周,歐盟正式向港府發出「外交照會」,關注逃犯條例修訂;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議員亦向特首發出聯署信,要求撤回修訂。至於中港領導人,繼續將民間抗議和國際關注升級歸咎於泛民人士到外國「唱衰」香港,引來外部勢力介入;又向各界曉以民族大義,視修訂為維護管治權、抵抗外國勢力的對決。自視為愛國愛港的陣營旋即配合成立大聯盟支持修例,爭取民意。

其實,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豈會如斯受國際社會注視?正因香港司法制度不是中國大陸政法制度,兩者差異造就香港的經濟優勢,否則榮登律政司長的國際仲裁專家就會鼓勵內資外資信任國內政法制度,留在國內處理相關商業爭議。

梳理修例爭議兩個關鍵問題

修例爭議有兩個關鍵問題,始終需要梳理。第一是「法律何所為」。中央和香港政府大員的言行愈來愈令人感覺到,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為政治需要服務。他們支持修例的理由已上升到特區——或者是特首——管治威信的問題。儘管特首重申修例是為了台灣殺人案,但台方多番表明,修訂只會令當局更抗拒引渡殺人案疑犯;加上中聯辦和中央官員多番力挺,給社會大眾的印象就遠超尋求殺人案的司法公義。官員和親中陣營強調「外部勢力介入導致要中央出手」的說法,就更偏離主旨,港府的官威似乎比台灣殺人案受害者家屬更重要。

官府修訂法律講權力不講理性,甚至破壞程序,意圖突顯管治威權——留意,是「威權」而非「權威」。威權政治樂於創造有利政府維持統治的秩序,視法律為鞏固權力的武器。法律權利、公民權利以至財產權是否獲保障,並非關乎制度,端視乎當權者的政治需要。政府權威來自其正當性與認受性,兩者在民主社會自然透過民眾以選票授權,建立官民社會契約。但如今政府並非民主產生,首長要爭取信任和支持的,相信不是社會大眾和各界精英,而是能為她/他爭取選委會選票,甚至在離任後更上層樓、躋身國家領導人的中央政府。政府修法,在立法會缺乏制衡下,自然不怕民眾孤立,敢於「迎難而上」。

面對法律界、學者、傳媒以及普羅大眾的質疑,特首擺出強權姿態,認為統統都是「廢話」。她一方面以委婉辭令,指法案直上大會二讀是「艱難決定」;另一方面卻從不解說,何以社會各界要求撤回草案是「不切實際」。一種聲音認為:香港即使沒有民主,只要司法獨立、健全,香港仍有險可守。但修例之役,足見缺乏民主制約,政權只會「以法達治」。

修例爭議另一個核心問題是「香港何所為」,即香港的定位。對中央和特區來說,它們往往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從法理、政治上而言,香港特區的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但自上任特首當政以來,香港一國兩制的特殊性漸被邊緣化甚至矮化:政治打壓逐步走向「中國化」;經貿視野愈來愈「向內看」,對外態度也漸以民族主義掛帥。加上中美貿易戰未結,港府只能出於政治忠誠而歸隊。對國際社會來說,從他們對修例的態度可見,仍期望香港當「國際的香港」,讓外資企業和人才繼續有信心和安全地在港發展,甚至繼續當中國大陸的窗口,互惠互利。至於美國早前在官方論述中突出香港是「印太的香港」,反映香港國際地位仍重要。民主派早前積極外訪游說,出於為香港在國際社會「保值」,自然可以理解。

民間運動應思考如何反修例

執筆至此,讀者也許會問:說了半篇大國爭奪香港,干港人底事?無論是「中國的香港」或「國際的香港」,港人終歸缺席。這亦是筆者目前對民間反對修例運動的觀察:套路基本上還是強調修法之惡,上街的市民大多是出於對政權粗暴的憤怒和修訂內容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整個運動都是以負面宣傳為主。當然,反修例的理由和情感具有事實基礎,毋庸置疑。但抗爭的出發點,如何打動群眾參與,未必只能依仗恐懼、憂慮、憤怒。恐懼和憂慮,甚至有機會成為反動員的藥引:既難鬥法,不如移民?對群眾——尤其是對這片土地有熱誠、有身分認同的青年來說——參與社會運動和抗爭可能更多是源於對香港的愛,要守護「香港人的香港」。

尚在獄中的兩位教授陳健民、戴耀廷在發表和平佔中信念書時,開首明言佔中運動的起點是對香港的關愛;只有公義的政治制度才能建構真正和諧的社會。抗爭運動需要遠象和信念支撐,才有機會爭取更多厭惡「負能量」、「吵吵鬧鬧」的中間市民支持。價值認同講理,身分認同重情,兩者對社會動員同樣重要。反觀支持修例的大聯盟,宣傳強調「保公義」、「護香港」,儘管內容空洞,但這種挪用概念、包裝正向的辭令,會否對少理政治的中間市民帶來冲淡修訂複雜性和種種隱憂的效果?

猶記得近10年前反高鐵運動,參與者強調「快樂抗爭」,儘管社會對興建高鐵的意見壁壘分明,但反對者強調立場基於對土地、村民情懷和香港的愛,以及對盲目發展經濟的批判態度,令不少市民耳目一新。即使是較近期反對「明日大嶼」的遊行,動員時間短,但仍有數千人上街,口號和標語強調守護家園和下一代,盛載對未來的憂慮,同時包含對香港和香港下一代的關懷與愛。

民間運動可以思考的,是強調對中國內地政法制度的恐懼、對政府和立法會建制派破壞常規以外,如何令更多市民體會到,與其是反對修訂之惡,不如是守護真正的公義和下一代的家園。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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