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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香港城市問題 非靠鑽研智慧城市(文:鄧永成) (09:00)

近年香港發生很多民眾街頭示威事件,包括2003年七一遊行、2012年反國教遊行示威、2014年雨傘運動,及2016年旺角街頭民眾與警方發生巷戰。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些在港發生的諸多事件呢?

2016年底浸大地理系組織了一個「激進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國際研討會,旨在從空間角度探討在東亞日漸增多的行動與社會運動,特別邀請來作主題演講的其中一個學者,是民間城市地理學者菲爾德(Andy Merrifield)。2014年菲氏出版了The New Urban Question 一書,重新定義當今的城市研究。

新vs.舊城市問題

菲氏的新城市問題,是建基於對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的理論的批判。柯氏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的法文版於1972年在法國出版後,即一紙風行,被公認為城市研究的巨著。柯氏把城市理解為一個集中在提供集體消費的空間單元。這源於結構馬克思主義學者阿圖塞對再生產的重視,他認為沒有處理好再生產這個環節,資本主義便無法增長壯大。而柯氏則把這重點引伸到城市這個層面,指出城市不再是生產之都,皆因生產已是在更廣闊的區域空間內進行。反過來,城市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基地。勞動力的再生產,需要社會化或由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如住房、教育、醫療及公共交通等,柯氏稱之為集體消費。既然此等消費對資本主義尤關重要,那麼國家怎會拒絕投資呢?反過來從勞動力的角度,又怎樣不會向國家爭取集體消費的自我管理權?其後他發覺這種對立與時並進,在1970年代愈演愈烈。為反映這個趨勢,他在其後的著作City, Class and Power便集中討論城市社會運動為城市主題。

菲爾德認為柯氏所講的城市問題已過時。前者認為後者的論述最大缺陷在於:再生產的論調沒有認識到城市是資本掠奪的重要空間。一個新城市問題所講的,應是資本掠奪在城市富有成效。資本積極剝奪財政預算與土地,城市是令人民流離失所的空間。這些論調有點像老生常談,皆因菲氏的導師哈維(David Harvey)早年已有所論及。菲氏有別於哈維的論調在於運用了兩個概念:新奧斯曼主義及行星城市化。

城市是「遭逢政治」的空間

奧斯曼最有名的是其巴黎改造計劃,建成筆直大道卻遷動不少人口,致他們流離失所。新奧斯曼主義意味着發生在19世紀中葉巴黎的改造現正擴展至全球,由跨國界的財務及企業精英編排,而國家政府則從旁加以擁戴,創造出一個全球性的新傳統:既創造亦摧毁新城市結構。

至於行星城市化的概念,首先由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提出,再經不少學者加以發揚光大。列氏認為應把城市的(urban,或更準確點,法文的la cité)與城市(city)分開:後者為前者的屬性,後者為景觀的物質及社會表現,即磚頭和砂漿、高樓大廈與高速公路;前者卻是一個政治理想,不一定看得到或可量度到,卻存在於我們生活中。因此列氏提議停用城市一詞而改用在形成中的城市的社會(urban society)。再者,行星城市化意指我們應理解城市化為一個星際化過程,由西方擴建至全球各地。

新城市問題便是製造一個可以鬆綁新奧斯曼主義對社會控制,以及向其鼓吹者及傀儡宣戰的行動。城市便是人民的集會廣場,大眾可走在一起,表達自己繼而建構一個共識。行星城市化也同時催生遭逢政治(the politics of encounter)。隨着資訊發達,人們可通過社群媒體更易遭逢,且不限於距離及實質環境,帶起不限於階級、性別及種族的城市革命。君不見在紐約、開羅等城市展開的佔領運動嗎?總括言之,舊的城市問題把城市看成解決社會運動的辦法;新的城市問題視組織社會運動為解決城市問題的良方。

菲氏的新城市問題論述使城市研究與時並進,也因此引來不少評論。後殖民理論者批評他倚重西方發展經驗,尤以巴黎為甚,而他在卷首開宗明義的言論「現今民主時代最確定的特徵就是缺乏民主」並不是各國的共同點。

香港又如何?

無疑,香港的經驗有別於世界很多城市,單是其城市殖民史與其他在殖民國家內的城市發展史也不一樣。最後,回歸後其發展也頗獨特,這與一國兩制有關。

從1841年始,香港已與房地產結下不解之緣,而其城市發展又與中國固有傳統土地體制拉上關係,又要到1930年代才有初步工業發展,再到1940年代末,工業才大步發展。明顯地,那時的殖民城市問題與柯氏所批判的1960年代末的西方城市學有別。

工業發展後的香港城市問題,明顯是要解決勞動力再生產問題。不過殖民政府只考慮勞動者身體的規訓,這狹隘的想法及做法要到六七暴動後及中英談判初露端倪才有些微改動。殖民政府為創造城市的新人類(對城市有歸屬感的市民(而非公民))而開始提供柯氏所講的集體消費,最明顯的是房屋、醫療及公共交通等,表現在空間上的便是新市鎮建設。由於政府提供這些集體消費,民間亦開始爭取,形成在七八十年代不少民間團體為民請命。這些現象,也被一些學者視為柯氏所指的城市社會運動在香港翻版出現。其實與此同時,房地產沒有停止過掠奪土地、改造社區、把人民弄致流離失所,開始形成一個強橫的土地發展體制。還有,空間改造也開始孕育出一批講求理性、技術等的人,他們也開始詰問政治、爭取參與權。

中英草簽聯合聲明後,房地產被視為能促使經濟繁榮的靈丹妙藥,土地掠奪更無日無之。隨着回歸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諾言沒有兌現,香港的新城市問題開始慢慢浮現。總的來說,除了如囍帖街、菜園村、馬屎埔等與土地拉上直接關係的運動外,其他社會運動大都詰問何謂香港市民。2003年七一遊行爭取的是市民可否不用在23條國安法陰影下生活;2012年反國教運動是爭取學生可以在更自由的空間學習成長;2014年雨傘運動是反對市民無權選舉管理這個城市的話事人、無法當家作主。傘運後造成年輕人的失落感和反對掌政者的有權用盡,便促成2016年旺角衝突。這些運動是否追求如菲氏所講的普世價值——民主——看來並非完全正確;而更準確的應是,追求香港市民被許諾的人民當家作主!

不少這些運動,尤其是傘運,都或多或少帶有遭逢政治的影子。無論從口耳相傳或法庭判辭,市民最初在夏愨道聚集皆因警方封閉了通往政府總部的通道,市民透過各種社群媒體召集更多人聚集。其後警方施放催淚彈,更吸引愈來愈多人聚集。從此,這些不同階級丶性別及種族的人在夏愨道遭逢,共謀改進良方,包括政治體制、教育等。其他佔領點,包括沒有成事的窩打老道,都是市民毫無預謀下在城市的一個地方遭逢。

香港城市問題——詰問我是誰

若我們面對的城市問題是這樣的,處理它亦應從理論與政治入手,落實處理好香港市民的本質問題。香港的城市研究也應朝這個大方向發展,探索如何建立一套新的全民社會契約、建設一個城市的公共領域、解決我城房地產發展的社會公義問題,而不是掩耳盜鈴式鑽研技術性的智慧城市!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香港城市問題」)

作者是香港批判地理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特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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