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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逃犯條例》的政治效果(文:黎恩灝) (09:00)

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一開始強調是源於一宗在台灣發生的殺人案,要為香港家屬尋求司法公義。但發展至今,爭議已遠超一宗牽涉台港兩地的刑事案:政府的修訂提出擴大移交逃犯至司法服務政治的中國內地,既無關該殺人案,更招來香港民間、商界和國際社會強烈反彈,憂慮此路一開,港府再難把關,保障港人自由和公平審訊權利。

改變香港三權制衡

修訂逃犯條例帶來的政治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它將進一步改變香港三權制衡的權力關係,符合中央政府多年來意圖改變香港政治體制「三權分立」為「三權合作」的路徑。「三權合作論」是習近平在2008年7月訪港時提出的論述,要求香港政府「通情達理,團結高效」,「行政、立法和司法3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此後京官港官亦多番批評香港管治效率不理想,歸咎立法會議事緩慢、拉布累事云云,矮化立法機關通過審議、辯論來監察制衡行政機關,促進法例政策臻於至善的功能。

逃犯條例修訂的一大爭議是移交逃犯程序,由現時行政長官啟動、立法會審核、法庭審訊三重關卡,改為由行政長官決定是否啟動移交,再交由法庭審理的兩重把關,砍掉立法會的審議角色。換言之新修訂的實質政治效果,就是提高了行政長官把關的份量,只要特首決定啟動移交程序,只剩下法庭可以制衡。

削立會把關  理據難服人

問題是行政長官能發揮把守第一關的作用嗎?今次修訂的癥結是政府要改弦易轍,將移交逃犯的操作涵蓋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等未與香港簽訂司法互助協議的地區。中央近年多番強調「一國」大於「兩制」,強調中央與特區的從屬關係,絕非兩個對等的司法管轄區。由中央任命的特首究竟有多大力度與承擔,自主地審視中國內地政府的移交要求?上周特首在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被問到她作為移交逃犯的把關人,如何評價中國大陸司法制度時,她的回答是「每一個司法區域都有它們自己獨特的制度和安排」。特首採取相對主義立場,忽略兩地司法「質」的差異,就是明白告訴社會,擁有「把第一關」權力的特首,根本不會考慮兩地保障人權和公平審訊的制度差異去決定是否移交逃犯。

至於削去立法會第二重把關的修訂,其理據實在難以服人。一說是立會辯論是否移交,就會變成「陽光審訊」,辯論曠日持久,增加疑犯「逃脫」機會。那麼立法會閉門審議足解此憂。另一說法來自某議員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指議會是政治角力場合,議員往往以政治作為考慮因素。這種觀點反而忽視立法會是由民意代表組成——儘管它只有一半議席經直選產生。議會審視、辯論移交逃犯是否合理合法的過程,就是制衡行政機關決定的「把關」方法。况且行政長官決定是否啟動移交逃犯到中國內地,又能否確保不是出於「一國」的政治考慮?這次修訂建議,再一次從制度上削弱、矮化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角色和權力,強化行政大於立法的權力關係。

對司法機關而言,今次修例建議並無進一步授權法院審視移交目的地的司法制度是否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故法院只能考慮移交逃犯是否滿足形式上的規定,例如提出移交一方針對逃犯的指控是否在兩地皆為罪行、刑期是否符合移交要求、有表面證據和供辭等。而且司法機關經歷人大常委多次釋法操作,影響、規範法庭裁決,面對內地各地方政府以至中央的移交要求,本地法庭如何應對「一國」壓力,難不惹人憂慮。

「把關」之所以重要,皆因要確保特區政府能透過制度操作,確定提出移交一方的要求合理合法,同時保障身處在香港司法管轄區的個人權利和安全,免於蒙冤被移交受審。看看王全璋律師自「709大抓捕」起遭受的待遇,便足以證明中國內地執法、檢控、審訊和判刑「何其公道」。在新修訂下,中國內地政府如對港府提出移交要求,行政機關不去把關,立法機關不能把關,司法機關把關範圍薄弱,「三權合作」的另一種實踐就在這裏顯而易見:修訂條例廢去立法會把關能力,令行政立法雙方只能相互「理解」,立法機關再無權制衡行政決定,自能做到「團結高效」。

以司法公義為名  製造更大不公義

港府修訂涉及個人權利的法例,斷不能從單次事件看待。中央政府高舉以法律為維穩武器的宏大論述、港府愈來愈「活用」本地法例收窄公民權利,皆逐步將香港自有人權法案以來所營造的着重保障人權、限制公權、信任司法獨立的自由法律文化(liberal legal culture),改造成中國內地將表達政治異見視為刑事、法律為政治工具、政法系統控制司法機構的威權法律文化(authoritarian legal culture)。在此大環境下,我們就更全面了解修訂逃犯條例的政治過程,以「司法公義」為名,坐大行政機關,削弱立法機關,增壓司法機關,反過來製造更大的政治不公義。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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